在海山的所有记者站里，财大气粗的当属杨阳领导的《劳动者之家报》记者站。当初设站时他们的定位是：吸纳经济富有人员加盟，形成队伍强大、财力雄厚的记者站，以便早日实现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双赢。按照这个方针，招聘来的富人记者在加盟时，都自备有或是日本或是德国制造的“长枪短炮”照相机、摄像机，还有几个小老板带来了小车加盟，这些车当然上不了档次，多是三四千元买来的二手三手“奥拓”微型车，也有夏利和富康，但这些装备一出现便使该站显得气势不凡。这些出门拎着“长枪短炮”驾驶小车的《劳动者之家报》的记者们以无冕之王而自居，走到哪里都颐指气使的，气势扎得很硬。人硬起来破车也跟着皮硬，虽说这些破车没有车牌户口，理应只有偷偷摸摸地在乡村田野上跑的份，可因为它的主人是记者，它们便也跟着张狂起来，挡风玻璃处插入一个“《劳动者之家报》新闻采访专用车”的铜牌，在海山的地盘上横冲直撞、畅通无阻，连执勤的交通警察、征稽处的车管人员老远看见这块金光闪闪的记者招牌便半睁着眼睛不敢搭理。之所以这样，他们知道哪天自己在执法过程中有点小把柄犯在记者手里，就酿成了吃不了兜着走的大祸啊！而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井水犯河水那是胡整。
对于《劳动者之家报》的德行，其他驻站记者起先骂他们是“土狗扎得洋狗势”，败坏记者的名誉。然而时间一长，特别是当他们自己也有车后，感觉到在必要的时候这势也得扎，不说别的，有了新闻采访的招牌，连上了国道正常的过桥费用都能得到免除。
其实，《劳动者之家报》是与海山相邻省的一个个体劳动者协会办的报纸，其级别和档次是“麻绳提豆腐——实在提不起”的事情，由于是外行办报加之经营不善，创办五年时间竟亏损了近千万。到九十年代初期，当地的一个房地产公司兼并了报纸，注入新的资金，立即进行改版，按照报社重金聘请的顾问团各路高手的意见，为了贴近劳动大众，报名由以前的《劳动者报》更名为《劳动者之家报》，个体行业性质的报纸随之改为都市类报纸。改版后的这份报纸口气颇大，定位的口号是：管劳动者的大小事，给劳动者一个温暖的家，给都市人一份可口的餐。宣称要立足北方，走向全国，准备和已红遍全国的《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等报纸决一雌雄。读者翻开报纸后的第一感觉是，办报人好像根本就不管劳动者的事情，而是时刻在盼望着天下大乱，今天这里发生的爆炸事件，明天那里发生的重大交通事故，永远是这份报纸爆炒的原料，编辑记者们总是喜滋滋地炒得不亦乐乎。炒来炒去的时间长了，这份报纸在北方地区真还有了点影响。
进入新世纪后，贫困的海山市因为探明的矿藏越来越多，逐步迈入资源开发的时期，省内外甚至国内外的客商开始大量云集海山，大家憋足劲准备在这里淘到第一桶金。这个时期，《劳动者之家报》设在省里的记者站看好这里未来的市场，他们连忙给报社打报告，建议应抓住机遇抢夺市场，尽快设立省记者站海山分站。报告批准后，因为海山交通闭塞、经济相对贫困落后，省记者站里没人愿意下来当这个分站的站长，于是在报纸上登了招聘启事。谁知启示一出便吸引了大批趋之若鹜的应聘者，等到正式开始招聘时，报名者足足有五百多人。面对如此强劲的后备力量，本已在省城各媒体泡了多年、成为新闻“油子”的省记者站何站长数着不菲的考试报名费喜上眉梢，倍感这个事业前途无量。等招聘工作到了笔试、面试三轮后，那些新闻学院科班出身的大学生甚至连传媒大学的研究生一个都没入围，留下的几名全是既有经济实力又有经营头脑的人员。到最后的时刻，千呼万唤的站长人选尘埃落地，真是令人大跌眼镜。
这是一个其貌不扬、名不见经传的街头闲人，靠过去人们常说的“投机倒把”行当赚了几个钱。据说，他之所以在最后一轮中脱颖而出，靠的便是胆大一条。当时，四名候选人拿到的题目是：假如报社给你创造一切条件（包括发记者证、提供发票和足够的版面等），你要是当站长后一年能给报社上交多少利润？现在一次性最多能拿出多少站长保证金？看着题目，这个师范学校毕业后分到乡村小学没上过一天班的海山人杨阳，虽说兜里只有靠倒卖小杂粮积攒的10万元积蓄，可凭着他的胆大，竟然给出的答案是“一年上交50万元的利润和一次性交纳10万元的保证金”，毫无争议地获得了海山记者站长的职位。
买得了职位的杨阳颇有头脑，他并不急于上任，而是不顾何站长要他尽快进入岗位的催促，继续留在省城，十分虚心地跟着何站长实习。凭靠着前几年倒粮闯荡商场的精明，他发现做记者其实一点不难，比如所有写的文章都是“倒金字塔”式的那一套完整模式，导语几句概括，内容随便展开，后面再加一句比如“此案正在调查中”的模糊总结，一条消息报道就可以万事大吉。而即使在稿子里出现错别字、语病或者是更大的问题，都有坐在办公室里的编辑围绕基本的新闻事实逐字逐句地修改，替记者擦屁股，玩弄文字游戏。同时，他有更重要的发现，那就是要当好记者必须有霸气，但这种霸气不同于领导的那种霸气，领导的霸气是颐指气使、不容质疑的，记者的霸气却是盛气凌人中的趾高气扬和咄咄逼人，他相信自己天生便已具备这样的霸气，绝对是当记者的一块璞玉浑金，只要稍微进行修饰雕刻，一定可以绚丽多彩，价值连城。
杨阳在实习中接到群众投诉说，一个派出所强行向辖区群众每户征收20元安全费，当拒交的群众到所里质询时，派出所干警竟以干扰执行公务为由给这几名群众戴上了手铐，并带回所里去“洗脑”。警察后来要打开手铐时遭到他们的齐心抵抗，说这手铐好戴难摘。警察用鼻孔“哼”了两声，分别给他们做了笔录，并要求他们写下悔过书，谁拒绝写则要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以妨碍执行公务的名义统统给予行政拘留。一听要拘留，这些老实巴交的群众害怕了，都按照派出所的要求写了所谓的悔过书。可当走出派出所后，大家的胆子又正了，互相一碰头，感到在民主和法制日益健全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自己的事情比窦娥还要冤枉，一合计便写了材料给媒体举报。《劳动者之家报》接到举报后，何站长亲自上手，带着杨阳来到了派出所采访，语速很慢的何站长先是拿出记者证，公事公办地请派出所所长过目，然后询问是否有违法给群众戴手铐一事。见所长再三否认，他煞有介事地把杨阳隆重推出，介绍说报社对这起事件十分关注，专门从总社抽调出特派记者杨主任介入，准备进行跟踪报道，以配合全国公安系统的大整顿。被称为主任的杨阳紧张得不知所措，所以就啥话也不说，可他的不说话在所长看来那是城府很深，更说明问题的严重性。采访完大家分手时，所长打问杨主任的住址，何站长随口便说出派出所附近一个著名的四星级酒店，然后扬长离去。出了门，杨阳还在紧张地擦汗，何站长却笑嘻嘻地真把车开到了那所酒店。原来，他早已登记好房间，等待鱼儿来咬钩。过了一个多小时，《都市报》政法部主任把电话打来，询问何站长在哪里，主任说这个派出所是全省评选出的明星派出所，多年来工作很不错的，这次的事情属于偶然，目前所里立即进行了整改，还给当事人进行了赔礼道歉。主任最后说所长是他的老朋友，请何站长高抬贵手，给杨主任和报社做点工作，人家也不会亏待大家的。何站长心照不宣地打了几句哈哈，表态说给杨主任做工作倒是可以，不过，解铃还得系铃人。主任说那是自然的事情，所里会出面的。电话挂了刚一会儿，他们的门铃响了，所长一进门，二话不说把两条软中华香烟往写字桌上大大咧咧地一掼，然后掏出一个本子汇报他们所里的整改意见，记者走后干警们立即行动起来，现在都到社区里退款，力争赶明天全部退完。所长像是自言自语，又像跟他们询问地说，俗话说得好，不怕犯错误，就怕犯了也不改正，你们新闻监督的目的不也正是为了督促改正错误吗！还没来得及进行舆论监督错误就改正了，应该说我们都算是好同志吧！所长的话说得他们两个都笑了，嘻嘻哈哈中所长请他们吃饭，何站长以杨主任还有其它事情为由而婉言拒绝。所长看这情形，便掏出两个信封悻悻地笑着说，那你们自便，自便吧！想吃点啥自己去，大家也都很忙。所长一出门，何站长便拿起信封，看到两个一样的薄厚，便随便拿一个甩给杨阳，得意地说你小子也跟着老师沾光。杨阳自然高兴，兴奋之余还不忘说咱们赶紧退房，这样能省半天的房费，好几百块呢？何站长说你倒是心细，不过这事情难道还用咱们操心啊！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所长应该早给酒店打过招呼不收钱了。要不考虑到这一点，我也不会在派出所的辖区里要这个房间的。当然，咱们还是小心点，不敢在这里继续放纵，小心人家也设圈套。杨阳明白何站长说的“小心”肯定是指找小姐那类乌七八糟的事情，便附和说那是当然，小心没大错啊。次日，当他们离开结账时，酒店果然如数退还了预交款。
跟着采访了三四次，何站长的那些套路动作杨阳已了如指掌，成竹在胸。而对于何站长本人的水平，他已在心里嗤之以鼻起来，因为看到了何站长在张扬后面的色厉内荏和底气不足。
从外表看杨阳真的其貌不扬，掉进人堆就像一滴雨珠掉进大海那样马上被淹没，从他爬着上“三菱”吉普车的动作估计，他的身高大概还不到一米六，他是头大腿短腰子粗，三十岁的年龄，长着一颗六十岁爱因斯坦般的老人头，满脸沟壑纵横，两只眼睛也一高一低。这两只不在一条水平线上的眼睛，像是京剧里有意识地用化妆手段提起的眼角，人工制造出鼓鼓的虎眼，虽然威风凛凛，可总是有几分虚假的成分在里面。总之，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他这个人浑身都是猥琐的样子。
杨阳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老牌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大学一毕业便从省城分配到海山地区的一个乡政府里工作。看大学生写写划划，的确有些功底，乡里便把他放在文书的岗位，但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不明确说他就是乡里的文书。在忍辱负重的生活里，无助的他只得听天由命地和农村姑娘结了婚，日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度过。一次，乡里的一个老地主拿出一份发黄的纸片要求做曾支援过革命的证明。虽然这样的证明不可能给地主做，但他识别了这张黄纸片的真伪，原来这是给红军捐献过大洋的凭证。从地主的黄纸片里他想到，自己的老家是革命老区，当年如果家里的老地主前辈们没给八路军做过什么贡献，那肯定早就被砍了头。信心十足的他决定从改变自己的身份开始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回到老家，极力唤起已进入耄耋之年的爷爷的红色革命回忆。果真，在他的诱导启发下，老人想起曾在抗日战争中给八路军捐献过五十石粮食，土改的时候还主动拿出二十亩上好的水地给过贫苦的乡亲。在爷爷费力的回忆下，他找到了同样是耄耋之年的几个证明人，几经努力使全家的身份得到了一定的改变。从此他也在政治上抬起头来，成为正式的乡文书。可刚更改成分后没两年，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地开始了，长期受到乡长压抑的他积极投身于造反运动，很快夺权当上了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看来，人他妈的劣根性都是如此，为人不做官，做官都一般。无官的时候他反对官，自己有了官职后便颐指气使成了变色龙，首先对结发的土妻子产生了厌恶情绪，常常以革命工作繁忙的名义不回家，后来革命到了浑身散发着铁姑娘味道的公社广播站播音员小贾的被窝里。
好日子来得快了，走得也很彻底，和播音员的鸳鸯蝴蝶梦缠绵了不长的时间，很快便被惊醒。那时候，冬日的夜晚是十分漫长的，特别是在广阔的农村里。那天，他慷慨激昂地对“地富反坏右”们开完批斗会后，在办公室里磨蹭了一会儿，看着大家都走了，便轻车熟路地又偷偷钻进乡广播站院子里。当时，广播里还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各地新闻联播”节目，可两人不顾一切地亲热温存。联播节目播完后便到了全天广播结束的时候。两人正在大战，难舍难分里，两人的器官合在一起，光着身子同时挪动到了机器前，慌乱的幸福中只切断了转播中央台的信号，而发送本地节目的信号并未关闭，这样他们的活动便成了现场直播，翻云覆雨中的呻吟和对话瞬间通过电波传遍全公社，“你揩你的，我揩我的”，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对白。有了这档子事情，杨阳的父亲又开始臭不可闻了，更有对坐上“直升飞机”的他不满的人，重新翻腾起他家的历史问题，结果发现好多的疑点，包括给八路军捐粮的事情都打上了问号。一旦再次打入地狱，那便直达十八层。最具有侮辱性的是他被人牵上毛驴倒骑着，后背挂一个上书“玩弄女性大流氓”的大牌子，胸前则挂着一串串一针一线纳出来的那种千层布鞋，鞋底全用锥子扎开，鞋帮被撕成一条条的，意寓他是“搞破鞋”专家。多次游斗之后，他们全家一棍子被彻底打到深山里，成了地道的农民。当了农民后的他再没地方搞破鞋了，只得在自己老婆的肚皮上经营，很快杨阳降生了，此时是七十年代中期。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杨阳只知道地位的重要，至于什么自尊、自爱那都是虚无缥缈的事情。
尽管杨阳为了获得地位而发愤读书，十几年里熬油点灯的，在内心深处他有着强烈的要出人头地的欲望，可到了高中毕业时只勉强考取了省师范学校，面对这样的学校，再看自己的家庭，他只得听天由命地去就读。一个未来的小学教师和期盼中得到被万人仰慕的地位相比，二者真是天壤之别。三年中师毕业后，他们这些师范生连县城小学都难以留下，而是听天由命地一步分配到离县城足有一百多公里、至今还在点煤油灯的一所乡村小学。心灰意冷中，在几个昔日朋友的怂恿下，他们瞄准海山出产的杂粮品种多、纯天然的优势，索性自己聘请了教师代替自己上课，而他则放开手脚做起了以贩卖大明绿豆为主的杂粮贩子。
随便搞个社会调查，要问官场上最厉害的人是谁？答案肯定是，谁的官大谁就最厉害。其实，无论在大小的官场上，最厉害的不是官，而是那些久在官场却要放弃做官的人。当一个具备一定优势却因为完全对官场失望而导致彻底的无所求时，这个人便重新能找到做人的尊严和感觉，随之而来的便是趾高气扬地藐视一切，包括曾经在他看来是那么高高在上的那些领导们。基于同样的道理，聪明的杨阳看破了红尘，撕下了假斯文的面具做起真正的粮贩子后，他的聪明才智势如冲破了大坝阻拦的洪水，一泻千里而势不可挡。
虽然贩卖小杂粮是能来钱的，可这钱也来得很辛苦，小贩子们更谈不上什么社会地位。每年庄稼入种后，他们便开始过起以村为家的生活。整天转悠在大山深处，看粮食的长势，评估当年的收成，和种粮大户预定收购粮食。在秋收后的几个月里，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不是蹲在乡镇上挂起招牌，租个仓库一斤一斤地收购入库，再不就是奔波在乡村道路、省道和国道上进行贩运，直忙到腊月才能消停。这样的生活久了，杨阳发现并没有泯灭自己要出人头地的野心和欲望，他经常躺在土炕上，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怀揣硬邦邦的票子，人模狗样地徜徉在天安门广场的情景。当看到《劳动者之家》报社招聘记者站站长后，他毅然决然地取出两万元孝敬给何站长，之后一马平川地顺利通过面试、初试、复试，当过五关斩六将的几轮下来后，对记者行当一窍不通的杨阳算是明白记者是个啥玩意了，一个堂堂的记者站，除了不给记者发一分钱工资外，反过来还要记者倒给报社缴纳几十万元，这不是明摆着鼓励记者站的人员到基层胡整嘛！不过话又说了回来，报社既给政策支持站里胡来，那则要看记者的胆量了，而要说杨阳那是啥都缺，就惟独不缺胆量。他暗自笑着开始了最后的考试，当一看到题目立马有了主意，决定下个最大的赌注：倾其多年来所赚得的10万元来做“站长保证金”，还咬牙确定了50万元的创收指标，以此极具个人魄力的答案，他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海山记者站长。
作为一个投资者，投入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十倍百倍的回报。投入10多万元巨资的杨阳，拿出比当年贩杂粮更多的劲头投身于建站工作。虽说眼下他是一人、一证和一章，但相信只要披上记者这张虎皮，何愁办不成事情！他先是学着何站长的办法，在海山当地的新闻媒体上刊登招聘记者广告，一次招聘了八名形形色色的人员加盟记者站。说这些人员是形形色色的一点儿也不夸张，八人里除两名是下海被呛水的中学老师外，其他的人有贩过羊绒的农民，开过服装店的小老板，也有搞过装修的工人，甚至有一个是卖过肉的屠夫。招聘考试的制度倒是严格，高薪请了海山日报副总编韩水平命题，这些考题显然是处心积虑后精心设置出来的，涵盖了新闻要素的“五个W”和具体的新闻实践。答卷后来全部由杨阳亲自收拢起来，说要拿到总社去阅改，其个中缘由不言而喻。杨阳招考的这些程序和省站当初考他的时候手法大同小异，只是到最后一轮才开始变化，面对十六位候选人，主考官杨阳明确提出凡是被录取者一律交纳1万元的保证金，对此他解释说，收取保证金主要是为保证记者证件安全，先从源头上杜绝腐败行为，因为记者证的管理很是严格，报社在发放的时候都要仔细审核，慎之又慎，只有缴了足额的保证金，才证明是能过金钱关的合格记者。还没谈什么待遇，反过来倒要应聘者交纳1万元，几个刚从新闻学校毕业、真正想为新闻事业奉献的年轻人被吓走了。望着他们的背影，杨阳在心里鄙夷地说，就你们这些无胆无略只懂得“之乎者也”的人，还想搞这个红火的职业？留下的几个交上保证金的候选人的决定性考试是在无言中进行的，很新奇也很别致。杨阳首先在他们面前放上一瓶酒和一个大酒杯，言明请大家先喝酒后考试，至于喝多少则由考生自己决定。一个小时后，杨阳便拿着酒瓶宣布最后的招聘结果，答案是：谁的酒瓶里剩余的酒少，谁就是中选者。他解释说，坐在办公室里的记者的基本素质是会编稿写稿，但我们记者站的记者大多时间都在办公室外采访，那么最起码该具备的素质首先是会喝酒，多喝酒，如果一个连酒都不会喝的人，那他还能干什么呢？不会喝酒，就不具备起码的社交素质，就无能力面对复杂的社会，这样的人，又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记者呢？
招兵买马的同时，杨阳为记者站的办公地址动起了脑筋，他对着地图沿着海山市区主要街道上的机关单位进行了排查，后来在永安大道上的市供水公司、市宗教办和夏州区商贸局三个单位的坐标上画了个圈，说明了他心里有了准谱。
杨阳对永安大道上的几个单位进行了两天的暗访后，在第三天这个阴雨绵绵的上午，他夹着采访包浑身湿淋淋地走进夏州区商贸局，整个院落静悄悄的，淅沥沥的雨点拍打在坚硬的水泥地面，倒是掩饰住他蹑手蹑脚的脚步声。上了这座三层小楼，四处自由自在地转悠，看到几个办公室的门全都敞着，里面却都是空无一人。他继续上到三楼，终于听到拐角处传出一阵阵悦耳的音乐声。好像是会议室，掀开半掩的门，几个男女抬头挺胸地正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瞧他们那副目不斜视的高傲相，还真把自己当作十八世纪英国皇室的王子和公主。面对人家的漠视，杨阳始终面带微笑，一动不动地立在门口欣赏着，胳肢下面夹着的针孔摄像机却不闲着，把舞蹈者逐一拍摄。一曲音乐终了后，有人擦着汗淋淋的头，很不高兴地走过来问他找谁，他连连摇头直说走错了，说着便倒退着悄然离开。过了三天，杨阳一脸春意地再次来到了商贸局，这次，他的皮鞋欢快地踩着小楼的阶梯，发出咔嚓、咔嚓有力的响声。走进局长办公室，趁着局长对他这个不速之客发愣的当儿，他拿出头天才出版的《劳动者之家报》，指着上面的一篇题为《海山市地震局上班时间酣战象棋》的文章自我介绍说：“领导你好，我叫杨阳，是这个报纸驻海山的记者站负责人，”他指着报纸上的文章继续说，“这篇文章便是出自本人之手新发出来的。”说着掏出记者证递过去请局长验证。局长是位从乡镇党委书记岗位上刚调进城里的干部，对这位不速来客之举一时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显得不知所措。杨阳不慌不忙地从包里拿出一叠照片，说：“那个稿子你看不懂的话，这叠照片你一定能看清楚吧！”看着照片的背景和几个好像在哪里见过的人物，局长赶忙戴上老花镜仔细看起来，首先发现的竟是自己的身影，画面中的局长，光亮的脑门射出一缕惨白的光芒，白光下紧紧搂着局里最漂亮的女打字员。再仔细看，两人暧昧的眼神好像是一丝不苟地切磋舞技，更像是在调情取乐。真是他妈的鬼使神差，看着大家一大早上班也没啥事情，便默许了局工会提出“锻炼身体、活跃生活”一举两得跳早舞的主张，这他妈的还没跳几天，倒叫无孔不入的记者给拍了照，这样的照片如果真在报纸上发出来，那自己局长的位子……局长越想心里越虚，头上不住地沁出细微的汗粒，偷眼看那记者，发现他的脸上仍然浮现着神秘的微笑，这笑容简直和到处张贴的那个叫什么蒙娜丽莎的外国女人的笑容一样令人摸不着头脑，心里不觉得叫起苦来，暗说这活了大半辈子，今天算是遇到高手了。这样盘算着局长寻找对策。毕竟是当过党委书记的人，早被多年政治的风风雨雨锤炼得炉火纯青，定了定神后他便检讨开来，诚恳地说，本局在县里刚刚过去的机关作风整顿中确实存在着轰轰烈烈搞整顿、扎扎实实走过场的问题，现在是到了认真吸取教训的时候了，通过记者同志的监督，一定能促进我局的工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紧接着，在一个胆战心惊、如履薄冰而另外一个绵里藏针、稳操胜券的不同心态中，他俩展开了一番既刀光剑影又有几分真诚的对话。局长说：“说实在的，我都这把年纪了，从偏僻的乡下竞争到局长的位子真的很不容易，原打算在这个岗位上干到退休，假如你一曝光，那我的大半辈子的努力就全完了。”
“没有那么严重吧！不就是一个机关作风问题嘛。”心里得意的杨阳此时却轻描淡写地说。
“小老弟，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盯着我这个位子。他们正等着找我的茬呢！报不得，报不得，算我求你了，咱们明人不做暗事，你有啥要求尽管说，只要不报道，我尽力满足你。”局长说着竟着急地挤出几滴泪珠，哽咽里从桌上拿过几张纸敷在满是沟壑的脸上。过了一阵子，局长抬起头探询地说：“我知道，你们记者站才刚建起，置办设备、差旅费什么的，经费肯定是紧张啦，我们局虽说不富裕，但一点儿赞助还是拿得出来的，你提个数目？”
听到局长亲口说出赞助的事情，杨阳真恨不得马上兑现成现金，转念一想眼下当务之急的是找办公地方要紧，而在目前看中的地块里，还是数商贸局的位置最为理想，他便长吸一口气，压抑着激动的心情，继续持稳地说：“我的局长呀，记者是公正的化身，怎能以稿谋私，收取当事人的钱财，搞不正之风呢！”说到这儿他有意停顿了，看局长的表情仍然是憨厚的样子，便接着说：“不过，我看你也是诚恳地想帮助我们站，那我也就不客气了，钱别提，那可是犯错误的事，可我们站刚设立到现在还没办公地方，不妨贵局给提供一点儿方便！以后我们厮守在一起，肯定会有好多事情给你们帮忙的，怎么样？”
“好说，好说。”局长嘴上说着，心里却盘算媒体的记者站都是好请难发送的“毛鬼神”啊，整天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活动，看着都是心烦的事情。可眼下碍于把柄还在人家手里抓着，嘴上只得这样说。杨阳更不客气，连声谢谢也不说，便立竿见影地拿出他的打算和具体要求，先是请局长在楼上提供五间办公室，接着再提供一两间门面房作为打印门市使用，至于租赁费先挂账，等站里以后效益好了一次性清算。听到如此狮子大张口的要求，局长暗自后悔刚才的答复太随意了，可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便用商讨的口吻询问是不是要的房子多了点儿，杨阳笑吟吟地十分老练地拍打着他的肩膀，说你们的职工跳舞娱乐有这么多地方，难道还没我们的几间办公室。局长这时好像才明白，这一切似乎是杨阳早就预谋好的，等着自己往圈套里钻，可现在既钻进里面了，只得满足人家的要求。他们商量到下班时，满意的杨阳谢绝了局长设便宴的邀请，堆出满脸的笑容和局长亲切地握手告别。过了几天，关于该局的稿子意外地出现在《劳动者之家报》上，内容是大差一马虎，已不是商贸局干部职工上班时间跳早舞的事情，而是他们如何狠抓机关作风，根据市场经济规律切实转变职能为客户服务的事迹。局长心中有数地看着指鹿为马、黑白颠倒的报道，不仅高兴不起来，还直痛心连新闻媒体都把红说成黑了，看来这个社会已经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局里跳舞的职工们看了报道也都脸红心跳，有人不好意思地互相打趣，说我们这样都算区里的模范的话，其他单位上班还不知道干啥坏事？私下里大家都在纳闷，原来心目中敢于仗义执言的令人崇拜几分的媒体，竟然是这个样子！过了不久，当记者站挂起牌子、浩浩荡荡地开进楼里时，职工们茅塞顿开，知道了里面的猫腻。大家在咒骂记者的同时，又觉得有记者站设在楼里，就像大楼里有了大耗子的保护，其他耗子就不会来骚扰了，大家再唱歌、跳舞闹起来相对安全了许多。杨阳在三楼一人弄了一个小套间，其他的人占了四间办公室，半个楼层便归了记者站。另外，商贸局的一间临街的铺面作了记者站的打印门市，算是他们的实体，铺面说起来算是租赁，其实大家都心照不宣，只是暗自惋惜年终的奖金肯定又少了许多。
在劳动者之家报社放开搞活政策的有力刺激下，仅仅经过短短五年的努力，杨阳的队伍逐日壮大，发展得很是了得，特别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记者站办起一张属于他们自己的《牵手百姓报》后，那势头更和伏天被透雨浇灌过的庄稼一样，生长起来“唰唰”作响，很快便形成一个庞大的舆论阵地，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有了一定的位置。而在海山的机关单位和国营、私营企业里，大家都对于这份啥瞎话都敢说的报纸有些惧怕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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