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史籍，发现今日所谓人情并非自古有之。相反，今天的人情概念很晚才出现，大抵是在清朝初年。唐宋以前，古人也说人情，但不是这个意思。用计算机检索史籍，发现明代以前“人情”，主要指民心、世情。 　　譬如，宋代小说《太平广记•周穆王》：“然此等虽有不死之寿，去人情，远荣乐，有若雀化为蛤，雉化为蜃，失其本真，更守异气。”此处所谓“人情”乃人之常情，而非今日的人情债务，含义相去甚远。 　　又明代洪武元年所编《元史•张起岩》：“起岩奋谓同列曰：‘方今嗣君未立，人情危疑，不亟诛此人，以杜奸谋，虑妨大计。’”此处“人情”则是民情、局势，与上述人之常“情”又不同。另外，《元史•叛臣李鋋》：“至是，人情溃散，鋋不能制，各什伯相结，缒城以出。”此处“人情”仍是人心、局势。还有《元史•奸臣》：“翰林学士赵孟頫等，亦以为‘世荣初以财赋自任，当时人情不敢预料，将谓别有方术，可以增益国用’”，词意同上。《元史》总共出现“人情”六次，次次当人心、局势讲，与今日人情无涉。 　　综合检索历朝文献，“人情”由古至今历有三变，分别以上古、中古、近代为界，前后各不相同。在魏晋之前，人情作人的感情解释。譬如，《礼记•礼运》：“何为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到了唐宋，人情又主要作民心、局势、世情来讲。到了清代，人情在民间社会主流话语中才被注入新含义——一种囊括了情义、社会地位和利益交易的载体。这个现象标志着一种特殊的交易制度逐渐形成，它在人类历史上有特殊意义。人类各种文明都有类似的人情现象，但是人情作为一种系统的惯例制度，甚至当做民间社会运行的支柱，是中国近代独有的现象。 　　那么，近代以后的人情概念具体起源于何时？用计算机检索经典文献发现，现在流行的人情概念出自明朝中叶后的市井口语和白话文学，与官方规范语言无关。 　　先说官方规范语言文本。在以文言文、书面语体为基础的官方文献系统中，直到清朝、民国初年都没有类似的现代“人情”概念。清初顺治年间编修《明史》，全书有四十六篇出现过“人情”，都当人心、局势讲。甚至到民国初年，柯劭忞主编《清史稿》，在《志八十三•文科武科》中依然有“王道本乎人情”说法，依然指民心、常情。可以肯定，这是“人情”的传统书面语含义，也就是中古史以前的含义。 　　再说民间文学。从口语白话文学的传统看，明朝出现大量白话小说，记录市井生活的流动状态，也就是移民生活方式。这批白话小说最早涌现了类似今日概念的“人情”，这里列举一二。元末明初作家施耐庵作《水浒传》，在第七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中写道，“薛霸道：你不要多说，和你分了罢。落得做人情，日后也有顾俺处。”这里“人情”完全是今天含义。不过，《水浒传》全书一百二十回，只在这一回出现“人情”，其他章节未出现，这一现象值得细细咀嚼。依该书题材，内容存在丰富的人情、利益互动，只讲一次“人情”反倒不相称。推测的可能性，便是那时人情观念刚刚处于萌芽状态，话语并不频繁。到明中后叶石玉昆著《三侠五义》，全书有三回讲到“人情”，勉强称得上正式运用了“人情”一词。譬如，第十五回《斩庞昱初试龙头铡　遇国母晚宿天齐庙》：“人在人情在，人亡两无交”，其谈论人情口气之自如，形同今日之酒桌应酬。 　　至清朝，小说资料反映“人情”进入日常生活主流。譬如，清初小说《儒林外史》大量出现“人情”说法，全书有五回说到人情。最典型者莫如第二十七回说到“份子钱”：“归姑爷也来行人情，出份子”，基本是今日凑份子习俗的雏形。凑份子习俗，当时就已成型。清朝中叶以后，人情就开始从市井渗透上层社会，譬如，曹雪芹著《红楼梦》第五十五回《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探春早已拭去泪痕，忙说道：‘……你主子真个倒巧，叫我开了例，他做好人，拿着太太不心疼的钱，乐的做人情。’”又譬如，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老爷何不顺水行舟，作个整人情，将此案了结，日后也好去见贾府王府。”很显然，类似今日的人情概念以及背后的惯例制度已进入上流社会，而不再局限江湖草民。 　　从文献史料的分析结果看，人情观念的萌芽、发展历程贯穿明清两朝，与江湖社会的兴起、成熟过程同步。究竟是人情生江湖，还是江湖生人情，作者无意断言二者的因果关系，但是二者在产生时间上的同步及高度的相关性是存在的。因此，推测二者之间存在相互整合，江湖借用和吸收了人情惯例，而人情促成了江湖的成熟。人情惯例在时间上伴随江湖产生，即便不是江湖创造了人情，也是发扬光大了这个概念，使之发育成一种成熟的惯例制度。后世使用至登峰造极者，也非江湖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