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直面人情要义之前，先分析人情的两个含义：一是媒介，二是制度。人情既是人们从事交易的媒介，譬如礼物、金钱和帮助，又是管理交易的惯例制度，俗称：规矩和“礼数”。人情本身看不见摸不着，是一种负载利益的软媒介，同时也是控制交易的惯例。
说到交易，必参考金钱。金钱不完全类似人情，但在社会交换功能上可作人情的参照物。金钱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标识商品的价值，在间接或复杂的交换体系中充当中间物。货币曾给人类初民“以物易物”的贸易方式带来交换制度的革命，扩大了原始经济共同体的范围。故而，货币是聚合经济共同体的基本原因，甚至是统一社会制度的经济学原因。古代兽骨、贝壳、纸张乃至金属能成为货币，不在物质本身，而在人们对其替代商品价值的功能，加以制度性约定。假若不依托制度，纸币仅仅是纸，硬币仅仅是金属，支票、银票更是废纸一张。
与货币相像，人情有也交换及凝聚功能，也在交换背后存在制度，也像货币一样凝聚了一种共同体，人情凝聚的共同体便是私人关系网。
以西方的社会交换论看人情，或许带有一丝跨文化的不确切，但是它的观点单刀直入，一针见血，能看到人情的精髓，而不被人情的“情”字所蒙蔽。中国学者很难研究人情，就因为被“情”字欺骗，尤其具有古典文化基础的学者，习惯将商周至唐宋的“人情”语义与现代人情相混淆。西方社会学的交换理论乃至它背后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观点，可以帮助我们领悟人情对于中国近代关系网制度的核心意义：交换和凝聚。因为交换，而得以凝聚。假若没有交换，关系和关系网便无法联系。人情中的那个“情”字，并非固化的感情（或许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而是虚拟之“情”——凝聚、认同和团结。按照中国古语习惯，情感之“情”和世情、民情之“情”都是“情”，前者作情感解，后者作情势解。人情与其说源于感情，不如说源于世情和民情、行情。人情是为人处世的规矩和“礼数”。及至当代，大部分人送人情都无关“感情”，只是办事而已，包含着鲜明的功利主义冷漠态度和计算，一码归一码，从不拉拉扯扯。办事背后，要么有感谢费，要么先搁着，以后再还。至亲至友的真正感情也存在，但大多数关系户们做不到。出门在外混社会，人情到处充斥，然而“世态炎凉”没有多少感情。人情只与利益有关，是假冒之“情”。
生活中的人情，原本很复杂。然而，再复杂的人情都可被还原为一双基本概念：送人情和还人情。其他更复杂的范畴，诸如做人情、卖人情、托人情、欠人情……都可涵盖在“送”和“还”之下，譬如“做”、“卖”、“托”等于“送”，而“欠”牵涉“还”。这一“送”一“还”是一对哲学范畴，可比作牛顿定律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总是并列存在，然方向相反。这一来一往的互动，负载着利益诉求，譬如金钱、礼物、恩惠、便利和关照，于是作为一种社会惯例的基本单元构成社会交换，成为独立于金钱之外的另一种交换。
于是，人情的基本点可归结为一来一往的通行模式。最简单的样本就是常见例子：甲送礼给乙，乙替甲办事。这个简单模式是人情的细胞，包含了人情的基本奥秘。
首先，甲对自己所呈礼物价值自然心知肚明，必依办事价值大小调整礼物大小，大事大送，小事小送。在交易规范上，头一次礼物类似经济合同中的定金，与交易总量有关，一般占小几成的比例，大约5%～30%，但比经济合同模糊。
收礼后，乙对礼物评估则要花工夫，若是金钱自然明了，若是礼物便要猜测。收礼者很少圣人，估价是必然的，如果稀罕礼品价格不明便要询问朋友。送礼物而非礼金，是可进可退的世故方式，是一层台阶。若事情托得成，遂转成定金；托不成，权当串门，也不难看。况且头一次如果礼太大，乙也不敢收受。另一方面，乙对替人办事付出的代价一定要预评，他明白事情的程序和相关成本，这些成本迟早一天摊到自己身上。两相比较，便知道托人值不值，是赚钱生意还是亏本买卖。但不管未来办事代价有多大，只要大家默认人情制度，认真处理好人情关系，就拥有一种信用背景，乙就不怕折本吃亏。反因有恩于人，得意洋洋。
一旦办事毕，用人情衡量，等于乙还甲一个人情，通常超过礼物定金绰绰有余。这时又轮到甲欠人情和还人情，这次人情则是整个人情往返系统的一部分；推而广之，还可看作二人过去和将来长期交往的一部分。此时，作为一个明白人——俗语称“会做人”、“识做人”的人，甲必须综合评估事情于自己的意义，加上乙已经付出代价，然后拿捏二者平衡点，折算成一份大礼还与乙。可以是钱可以是物，也可以与其他事情相抵。
常规下，只要二人处于类似社会阶层，遵循类似心理评估方式和文化规则，评估结果就会接近，因而保持正常沟通和互动。故而其乐融融，相安无事，并大大裨益各人，增进二人情谊。若非如此，反而出现意外误解和矛盾，譬如甲所还人情尚不及乙的办事成本，至少在乙看来如此，便出现人际关系的麻烦和危机。然而，人情习俗的“软肋”（或故障）是：乙一般碍于情面绝对不便开口，开口小气，没有人当面指责对方让自己折本，而将矛盾隐藏心里，或在背后向别人诉苦，一不留神传到甲耳里，往往恶性循环导致私人关系危机。危机的结果往往不确定，实际取决于乙的态度——忍让，还是爆发。这个看似拉拉扯扯、纠缠不休的过程，其实是中国人情互动的特色。拉扯和纠缠，是真正的维系力量。
鉴于人情依赖价值观的沟通，因而人情交往必然产生对象的筛选，形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以价值观接近而聚拢，又以价值观分歧而分开，这是关系和关系网因人情交换而得以凝聚的原因。价值观像一把筛子，成为替不同背景的人群划线的裁判。实际上，日常生活的人情交易远比此复杂，私人的毕生交往是一个人情增减损益的开放计量系统，是一张反复颠倒的损益表，有时我欠你，有时你欠我，没完没了，无法割清。无法割清，正是人情得以凝聚的要义，它像一束纽带，维系关系和关系网生生不息。若割清，关系便淡化，转而消逝。
譬如华人走向世界各地，为何聚而不散，有人说是儒家文化。作者敢言非也，此言过于大而化之。答案是中国人的人情制度，它源于儒家而非儒家，是中国的泛化江湖制度，是中国移民文化的延伸。有人情，则有关系，有关系也有网络，于是生成遍及世界的华人圈。
此篇概述人情与金钱相似之处，后面要说人情与金钱不同属性，譬如遵守刻意的不等价交换，还有忌讳清算。
人情诉求利益交换，既养成做人做事规范，还让本身充当交换媒介，让不同类型利益——譬如帮助、关心、优惠、金钱、救命、通融、后门、特权、服务等等，相互进行心理换算和复杂交换，每一次收受之后都折算成人情，然后以另一项利惠去偿还。要进行如此复杂的折算，背后必有类似价格制度的天平，用以评估人情数量大小，否则无以知人情多少。这项制度保障人情往来的总量平衡，维系公正和正义，维持私人关系正常运作。然而，依例而行的人情评估也是一项繁琐哲学，它不具明文制度，也无法明码标价，完全依赖私人交往的感性过程，以及当事人背景的相似性，此外，还要参照双方昔日交往曾经发生的债务损益表，一起算总账。然而在某些特例下，存在类似的人情市场行情可供参照。譬如，在20世纪90年代，甲帮乙办一本护照，酬谢可能只是一瓶洋酒。托人的辛苦与洋酒之间本没有可比性，如果当地行情一概如此，那也是一个参照，双方遂无异议。但是，如果甲帮乙不是一本护照，是一块地皮，那酬谢肯定不止一瓶洋酒，而是土地金额的一个适当百分率。
不论多大人情，大家最终追求的结果都是二人在人情评价上达成认同和默契。假如不认同，便导致冷淡或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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