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1945年8月31日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致国民政府教育部呈文所附《我国历年被日本掠夺文物清册》记载，日本公开收藏掠夺来的中国文物的公私机关即有东京帝室博物馆、东方文化研究院京都研究所、御影嘉纳白鹤美术馆、东京细川侯爵府、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陈列室、东京大仓集古馆、关东厅博物馆、伊势征古馆等63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文物即有骉氏编钟、战国式铜壶、殷墟出土的白陶、彩陶、居庸关石刻等各种文物501类，日本公私收藏者收藏的大量文物，实为“我国家博物馆……无上妙品”。
南京文物损失。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六朝古都南京，在进行灭绝人寰的大屠杀的同时，日军又开始了疯狂的“文化大屠杀”，仅图书、文物方面，日本当局先后指使三百三十多名日本专家，动用日本士兵三百六十余人，中国劳工八百三十余人，卡车310辆次，进行大肆抢劫。为支撑侵略战争的需要，日军大肆抢劫铜、铁等战略物资。他们将南京“僧寺之大钟铁鼎”也用车运至日本。“同文同种”的日本人对中国的字画古物、经像法器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入侵中国后他们就疯狂地掠夺中国文物。普德寺的500铁罗汉，在日军侵华期间，3尊被盗运往日本，后代之泥塑。当时在南京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田伯烈（H.J.TimPerley）于1938年3月编著的《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在中国的暴行》一书中以自己的亲身见闻揭露道，日军在南京的疯狂抢劫，从城外到城内，从城内各角落抢到难民区，凡日军所到之处，无地不抢，从12月中旬到翌年2月中旬，长达两个月之久。“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论是占领的或未经占领的，大的小的，中国人的或外侨的都蒙日军光顾劫掠一空”。1938年2月，国际救济委员会委托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史迈士（S.C.S mythe）主持历时3个月的对南京灾情的调查，其结果表明，南京住户损失：52％由于纵火，33％为日军抢劫所致，而市区损失63％由于抢劫，“值得注意的是，城内大部分房屋，甚至在烧毁之前，已经被彻底地、有组织地搜掠了里面财物，而实际幸存下来未毁的11％，也毫无例外地闯进士兵，遭到同样的洗劫”，“字画及稍有价值的东西都成了他们掠劫的对象”。在这场大规模的洗劫活动中，文化古物在劫难逃。
中国难民郭岐在《陷都血泪录》中写道，仇英的山水画，赵子昂的马，董仲舒、陆润序的字画，岳飞的亲笔题字，八大山人的字画，古版《西厢》，古官宦的瓷器及历代的各种瓷瓶古物等，平常人不容易看到的传世之宝，如今散乱于市，遭日军搜罗劫掠。日军在南京分散的抢劫每日每时都在发生。据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的随军记者浅海一男揭露道，某报记者白天出去采访，晚上回来时就怀抱着各式各样的中国传统工艺品。
日军不仅在占领区抢，还到英国、美国、德国等国使馆区的“安全区”抢。安全区内一位美国侨民诉说，12月16日，日本兵闯进英国使馆抢劫，连中国外交官王正廷博士所赠的雕刻精美的麻栗树屏风架也抢走了。使馆内外交官将所见所闻的日军在使馆区的暴行，逐一记录，向日本外交当局抗议。这些揭露日军暴行的抗议材料，1939年编印成《南京安全区档案》。其中也有日军抢劫中国文物的记录：
“第87件，12月29日，北阴阳营47号，一天内被日本兵洗劫7次，很多文物全被抢走。”
“第166件，12月27日下午，三名日本兵闯入宁海路33号……抢走了贵重文物多件。”
被劫公私文物十分惊人，其准确数量无法统计，但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例中窥见一斑，南京库存古物原共19634箱，南京失陷前运出16681箱，城陷时存京库未及运出者2953箱，分藏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和国立美术馆。1938年6月，日军特务打开575箱，清点文物数为8096件。抗战胜利后，从敌伪手中只接受回文物2776箱。《接管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概况》，载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解放》，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页。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也损失古物1679种。如由曾昭燏在南京傅厚岗34号所藏者，计古物类86件又一箱，书籍类55件又2柜，及古服饰衣物等被日军搜掠一空。其中书籍以湖北官书局和金陵官书局刻本及碑帖、法帖和各种拓本为多，古物有南齐刻石佛一尊（栖霞山齐塔内出），山西赵城县佛寺壁画四块，乾隆五彩瓷笾豆等八件，同治五采瓷盖碗20件，及古墨砚、对联、字画等。另有书籍两箱，运至越南海防，因滇越路被炸断，1941年日军侵据越南时，也被抢走。
日军还进入宁海路8号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宿舍，抢去书籍、古物、字画甚多。其中古物玉器金石，约五十余种。包括星云镜5面、蟠螭镜3面、菱花镜3面、宋镜4面、玉质素壁一具、玉璜玉珩10个、铜质汉印3方、铜质六朝印5方、铜质唐印5方、石质虎符1个。铜器部分有夔凤纹尊1个、夔龙纹角尊1个、青铜剑一柄、青铜戈4具、青铜带钩2具。该校另存于南京阴阳营23号的古文字、经典、器物等，计有殷墟龟甲兽骨文字183片，原为刘铁云藏物，极为珍贵。另有敦煌千佛洞唐人写四分戒经一卷（长丈余，装成卷轴），壁画天女像一幅、缂丝山水画一幅、大理石插屏、康熙瓷器及不少山水画，以及周伯矩郎、唐狮子、宣德炉等著名文物尽为日军劫走。王聿均：《战时日军对中国文化的破坏》，载台湾《近代史百年集刊》第14辑。
国学图书馆损失字画、古玩计472件。
中国农村建设社损失古物407件，银币等1728种。
令人痛心扼腕的是，中央研究院殷墟发掘所的古物、拓片损失更无法统计，所掘山东日照两城镇陶器，大部分留存南京，日军劫得后竟然用箱装陶器、标本垫铺路基。
凡是能得手的文物，日军都要劫走。甚至连朝天宫屋脊上的建筑装饰物“吻鸱”也被拆运日本。吻鸱，也称鸱尾，是安装在屋脊两端，用来“禁压火灾”的。此种装饰起源于六朝东晋时，后传入日本。唐代鉴真和尚传到日本的那对鸱尾，至今奈良唐招提寺的正殿金堂屋脊两端的一件还是原物，在日本被视为国宝。而比日本“国宝”还古老得多的朝天宫鸱尾被拆走，除了文化掠夺，还能有何种解释！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页。
1939年5月19日至6月18日，日本占领军对存放于南京的故宫文物进行“清理”，参加人员有日军司令部人员、招聘专业人员和办事员等一百二十多人，日军士兵405人，对2272箱文物进行“清点、整理”，内中包括玉碟、红档、实录541箱、普通档案1271箱、图书类475箱、地图类15箱，其他25箱。其中重要者有清实录、圣训、玉雕300件，御笔、书画34件，玉、象牙、珊瑚、砚墨。陶瓷器、铜器317件，御案、御玺11件，以及颐和园部分文物99件，计761件，其他如档案、器具、兵器、图书、绸缎、首饰等不计其数。戴雄：《抗战时期中国文物损失概况》，载《民国档案》2003年第2期。
其实，被日军当局“整理”过的遗留南京的故宫文物中价值连城者远非这区区七百余件，仅字画方面如“兰亭人柱帖”、“唐太宗御笔”、“宋徽宗御笔牡丹”、宋徽宗御笔荔枝山雀图真迹”、“马远江山万里图”、“苏东坡墨迹”、“宋·刘松年群仙图”、“米芾尺续”、“御临争座帖（颜真卿）”等等。上述这些都是日本当局“整理”时留下的部分文物目录。
日军占领后，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所存的清季江南各公署档案6484宗与未及整理的六十余大篓，或作废纸处理，或干脆付之一炬。
日军占领南京期间，毁坏古建筑数百处，对南京紫金山天文台陈列的明清天文仪器大肆破坏，其中明制三件、清制二件。明制三件为浑天仪、简仪和圭表，均系明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所造。浑仪是用来测量星体在天空中位置和运动规律的仪器；简仪则是浑仪改进型，不仅操作简便，测量精度更加准确；圭表乃圭与表的合称，用于测量日影长度的变化，确定一年四时八节的准确日期，从而制定出合乎天时并能指导农业生产的历法。明制浑仪、简仪和圭表至清时仍保存完好。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德军抢走明制浑仪和四件清制天文仪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收回德军抢走的天文仪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不断进逼华北，为保证国家珍贵文物的安全，中央研究院奉命将北平古观象台明清天文仪器运抵南京，陈列于紫金山天文台。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上述天文仪器落入日军之手，“仪器受损严重，许多零部件损失殆尽，浑仪、简仪龙角、龙爪多处破损”。季士家、韩品峥主编：《金陵胜迹大全》，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南京市抗战期间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统计，南京地区战时文物损失，查明有据者至少有古字画两万八千余件、古玩七千三百余件，尚不包括中央研究院殷墟发掘所的古物、陶片等和该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954箱文物。上述文物虽不能断定多少为日本侵略者所劫夺，但确实是因为战争而造成了损失。《南京市抗战期间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171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