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滞留在现代化中途：转轨国家的农业之惑
作者：曹东勃
工业化本身就意味着农业部门在经济发展中份额不断下降，这很容易让人忽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这正是五六十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存在的最大漏洞。一味地鼓吹工业化的各种路径，独独弱化了农业，使其陷入萎缩和停滞状态，反过来对工业化产生阻遏。在工业化的初期，粮食是作为一揽子消费中最重要的“锚”，成为工业领域就业者的商品工资的参照。一旦粮食供应紧张导致价格上涨，将直接降低实际工资水平，于是工人要求加薪，这又抬高生产成本，工业品价格也会提升，一个通向通货膨胀的道路就此展开。在一些锁定价格水平和工资水平的全权计划经济体中，工业化优先的方针还必须同时配合工业化的城市与传统的农村社会之间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控制，否则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会自发地转向非农部门和迁往城市，通过正规和非正规就业以提高收入流。在一些决策者看来，这就会迫使城市在工业化较低的水平上被迫转入大规模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水、公共交通、学校、医疗机构等等——这将耗费大量资金，并吸引更多的劳动力流入，这将使城市难以为继。
城市化从另一个侧面影响着农业部门。从历史上看，农村的出现早于城市，城市化则表现为农村和城市此消彼长、城市后来居上的过程。早期的城市多坐落在有利于农业、防御和贸易的地方，城市统治其周围的农业土地，从农民那里取得粮食，作为回报，城市保护农民不受野蛮族群的侵犯。这一时期，农村与城市相得益彰，相互依存。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力和工业化速度的加快，城市生产力呈现出几何级数的超速增长态势，城市影响力逐渐扩大，成为区域和国家经济的中心。近代工商业中心城市日益膨胀，人口大量增加，职能也趋向多元化，许多中心城市成为具有工商、金融、交通、信息、科教文化和行政等多种职能的社会经济文化中心。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形成产业分工和区域协作，开始出现以中心城市为轴心的城市群，由前现代时期的散点式增长转变为集群式增长。在这一个时期，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张力加剧，城市范围不断扩大，呈“摊大饼”状迅速向外蔓延，蚕食着周边的耕地，农业生产空间逐渐被排挤到城市圈外围的边缘地带，城市与乡村之间在空间上表现出排斥与对立的关系。马克思说：“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应当指出的是，一种合理的城市化进度和城乡分布状况对于农业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常见的模式是，以城市为中心，按照运输成本的高低和时间消耗的多少，在城市外围形成鲜活蔬菜、水果、畜禽、粮油等错落有致的农业种植、养殖层次结构。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会刺激对农产品的需求，而诸如环境恶化、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等一系列“城市病”的出现，则促使在高度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过渡过程中的城市，对以生态农业、观光农业为主要特征的“都市农业”产生内在的需求。话说回来，即便到了高度发达阶段，由于人口的压力，一些特大型都市仍然不敢于彻底放弃城郊型农业的副食品生产功能。二○○八年一、二月间发生的严重雪灾破坏了交通运输，迫使一些特大都市的农副产品供应在短期内只能依靠于城郊残存的一小部分生产基地，短短数日之内副食品价格就翻了一倍。这充分地警戒了发展中国家，切莫为解决发展问题而制造出新的更大的非均衡困境。
前面曾述及劳动节约和土地节约两种技术进步类型，相应地，两种技术类型对应的政策意图则分别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大农场和追求产量最大化的小农户。这是一种不同于新古典框架经济学的一种结构主义的区分思路，斯科特、黄宗智都是这一思路的代表。他们均反对以发达国家既成的社会经济框架为分析的模板，硬性套入发展中国家的完全不同的时空背景和文化环境中，而是更加注重对具体国家和区域的习俗、制度、文化的形成与演变做特别了解。斯科特对东南亚小农的“生存逻辑”、“道义经济”的证明以及黄宗智对中国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小农经济的过密化判断，显然要比舒尔茨的描述更切近实际（要说明的是，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自有其优长之处，特别是第一次将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提到相当的高度，具有非常睿智和深邃的眼光）。事实上，亚洲的人地配比状况决定了其普遍为小农经济，基础薄弱，靠天吃饭，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因此这样境域中的小农所考虑的就绝不是有意地在生产过程中控制产量或在流通过程中捂粮惜售，他们的经济行为远没有这样复杂。亚洲发展中国家更大程度上更适合土地节约型技术的应用。一方面寄望通过土地改革打破原有的被认为是不公平的分配格局，给小农户一个强烈的制度激励并释放出较大生产力，同时也在此过程中确立了执政合法性根基，但在此之后又运用国家强制力收回土地所有权并试图进行集体农庄式的规模化经营，在社会结构还很脆弱因而不足以承接过剩劳动力的时候推行劳动节约型的机械化生产，这种农业制度安排上令人费解的反复，曾让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以小农户为基本经营单位的亚洲国家遭遇严重如饥荒这样的挫折。
至此，似乎得出一个比较明显的结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率低，要素投入不足，制度激励不足，而人口增长与收入水平又共同决定其粮食需求处在上升轨道之中，总体上对发达国家的进口农产品的依赖性逐渐增强；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率高，要素投入充分，制度安排顺畅，粮食需求则保持稳定，粮食生产的相对过剩是发达国家的常态。如果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进口粮食，并努力扩大工业品出口，同时发达国家增加农产品出口，释放农业的产能过剩，如此一来，倒也是一桩美事。然而现实世界中，这样的场景从未出现。
我们更常见到的却是这样一种悖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在朝着扭曲价格体系的方向行进，其结果是：在农业作为幼稚产业的国度中，通过人为地抬高工农产品比价和农业生产要素价格（即舒尔茨意义上的农业的收入流来源价格）扩大工农剪刀差，通过以城市为中心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大型工业项目建设，通过对农业生产与流通环节的政府控制，以及通过高强度的农业税（这应当理解为包括强制征收和低价征购农民粮食的各种实物和非实物的税负，以及为防止粮食产出流向国际市场而征收的高额出口关税）和低代价地汲取农村储蓄为城市发展和建设提供资金融通等等逆向转移支付的措施，推行偏袒工业与城市的政策，剥夺农业剩余，遏制粮食增产和农业发展。于是，发展中国家国内粮食价格就被人为地压低在一个低于（甚至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水平上。相反，在农业生产和技术水平已经遥遥领先的发达国家，由于农业生产者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较大政治影响力的利益集团，在议会政治的博弈舞台上具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不断迫使政府利用关税、进口配额和最近十余年频繁使用的诸如技术性贸易壁垒等非关税贸易壁垒手段禁止海外竞争，又以出口补贴、对外粮食援助等形式向海外倾销国内过剩农产品。于是，发达国家国内粮食价格就被人为地设定在一个通常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水平上。这两只看得见的政府干预之手，横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这两股完全相反的力道，扭曲着原本自然的国际粮食贸易条件。形成的后果就是，发达国家的农民得到了政策性担保，生产积极性更高，结果粮食过剩更加严重；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受到抑制，生产积极性减退，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