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本无畛域
作者：葛兆光
比起康（有为）、梁（启超）或者孙（文）、章（太炎）等被人反复论说的大人物来，这个写《我之小史》的詹鸣铎，在晚清民初是太“无名”了。无名者的作品，尤其是边缘的、日常的记载，在过去常常作为“历史的沉默”（The null of history），在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历史叙述里面往往被忽略，这些缺乏激动人心的事件和绝少关键作用的人物的作品中，历史似乎处在凝固和停滞之中，使得习惯于大尺度地描述政治大变化和社会大动荡的历史学家，总是觉得它“无关紧要”。有一个现代小说家的话，可能可以代历史学家作夫子自道，他说：“如果小说没有了戏剧性，岂不成了流水账？”这话反过来说，就是流水账太没有戏剧性，不仅不能成为小说，连历史也算不上。不过，当二十世纪初梁启超所谓的“新史学”，把“帝王将相”的家谱变成“人民群众”的历史之后，在不同视野和角度的观照中，什么是历史的资料？这个问题的看法就相当不同，梁启超本人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面讲新史料，不仅提到档案和函牍，以及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的店家账簿，也说到寻常百姓的流水账对社会史的意义。
史料价值的升降沉浮，在晚清民初社会阶层的变迁中，显得尤其突出，一部分原来边缘阶层中人的论说开始表现出重要性来。一百年前的中国，由于来自西洋的坚船利炮和先进制度对传统中国两面夹攻，随着满汉矛盾在内外交困中刺激出知识界的民族主义潜流，加上甲午战争失利和《马关条约》签订对社会民众心理的巨大刺激，整个中国在经历“两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时候，旧时代始终处于中心的传统士大夫，也许还如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说的那样，尽管有所触动，却始终固执地停留在惯性轨道上〔《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同治中兴》(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1862—1874)，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New York，1967〕，希望中国“在传统内变”，因而他们的言论似乎还“停滞在原有轨道上”似乎是“老调重弹”，而一些边缘知识人却有着“咸鱼翻身”的欲望和“浑水摸鱼”的手段，常常超越社会流动的常规，反而追求“在传统外变”，他们的叙述却成了时代巨变的实录，这几乎成了晚清民初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突出现象。余英时先生曾经对于近世中国知识人的“边缘化”有精彩的论述，但是，似乎也可以注意到边缘知识人的逐渐“中心化”。一批原本“沉沦下僚”或者“隐于市贾”的读书人，开始乘乱入世或者浑水摸鱼，挤进了精英世界，原本只是充当背景音乐的集体合唱，却仿佛越俎代庖成了主调独唱。古人所谓“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其实，真正自边缘崛起，把贵族、世家、大族、官宦和主流士大夫从中心驱赶到边缘的，并不是起自乡间田垄、大字不识的田野村夫，却常常是那些“学成文武艺”却不能“货于帝王家”的边缘知识人，项羽并非赳赳武夫，虽然他“好万人敌”，刘邦虽然是亭长，却也并非大字不识的睁眼瞎“刘三”，他们并非“不读书辈”，更不要说晚清民初的蒋中正、毛泽东了。
《我之小史》的作者徽商詹鸣铎，也算是“边缘知识人”，他读过书，赶在光绪三十二年末班院试中成为秀才，原本想卸脱商贾身份，走传统读书人的路，要么做官，要么开馆，但时势已变，最终继承家业仍旧是生意人，不在经典中舞文弄墨，却在木业中拨弄算盘，而且学会了寻花问柳。在“士农工商”四业分明的传统社会中，他们始终会是边缘人物，在政治为中心的历史记载中，他们总是可有可无的小角色。没承想，在近世西方大潮冲击下，他们仿佛惊蛰欲动，边缘阶层很多人都突然有了机会。我总在想象一幅图景，近代中国的阶层变动就像四周先沸的开水锅，边缘先滚的水不断翻卷着涌入中央，这些躁动不安的、传统规则不很强的、内心激荡着改变欲望的“小人物”，甚至有些原本就是贩夫走卒商贾之辈，他们观念不那么纯粹，出身不那么高贵，立场不那么固执，文化不那么传统，反而聚集在一起，体现着时代变动不居的新旋律。
因此，像詹鸣铎这样游走在安徽、浙江和上海的徽州商人，他的一生行事也许恰恰更呈现了那个百年前的社会动态。在传统社会尚在延续的时候，他们总想弄个功名，尽管他知道“时当季世，官既寡廉，士更无耻”，却还是“到郡七次，皖试四科”，中了县学第五名后“快活得了不得”，“捷报到家，不但我家中欢悦，抑且阖村欢喜”。到了科举废除，清廷摇摇欲坠的时候，他又算计精细，急急地跑到上海，进入法政讲习所，“以为从此文明过渡，研究各种法律”，特别是他预感到“（地方）自治风行全国中”，对“地方自治制”尤其用心。只是因为积习难改，旧学掺杂，被厌恶生员的郑先生痛斥，“考优就学两无成”，才回到家乡，“抱定家族主义，不思远客他乡了”。但是，到了辛亥革命之际，“一瞬间河山虽旧，国号已改”，尽管“在下本清诸生，暗想与前朝作别，未免黯然销魂，但生当过渡时代，为国民一分子，是与汉人同胞，自不得不如是”，所以，又急急忙忙地剪辫子，还召集“文明剪辫大会”，把“剪辫”和“文明”搭在一道，还很快学会了大量的新名词，把刚刚穿过的清朝服饰斥为“马衣蹄袖，禽兽衣冠”，热烈欢庆“大汉光复”。
少数文化深厚的高级士大夫，常常依恋自己习惯而亲切的传统，很难见风使舵转换自己的立场，而很多把知识当做敲门砖的一般知识人，却可以随着时势把文化当做追赶潮流的时装，脱下一件再穿一件。尽管我们可能对这类人很不屑，但是，潮流却总是由这些人鼓噪并裹胁而来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因此成为弄潮儿甚至掌舵人，他们的动向其实可能比少数精英更体现时代风气，因此他们的资料不妨更多关注。前些年，在山西出版的读书人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便曾经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广泛注意，觉得里面反映了晚清社会“商人和商务都呈上升趋势”，旧的举业已经开始衰败，“弃儒就商已渐成风气”，那么，《我之小史》是否恰恰能表现那些已经从商的士人，在这个变化的社会尤其是城市中的生活新状态呢？我在《中国思想史》里面提出要讨论“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曾经引起过很多批评和讨论，有的评论者以为我要提倡研究的是“下层”、“大众”或者“小传统”，其实，这里面恐怕有些误读。
也许会有人质疑说，这既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作为文学，小说能够成为历史证据吗？
我们不必借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权威说法来为自己撑腰，尽管马克思表彰巴尔扎克小说如何反映历史的说法已经为人熟知，尽管很多前辈学者都已经说到小说诗歌戏曲的历史学意义，但是，许多恪守学科畛域的历史学家，至今还不习惯于用文学作品来说明历史。文、史、哲三分天下，本是近代以来受到西洋学科制度的影响，为了专业教育而形成的分野。把文献切成各自的资料，则是由于系科、教科书和考试的影响。从那里学出来的人，自然有了对文献的习惯性偏重。奇怪的是，久而久之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似乎那些文献也确实有了文史哲的分别，因此，我们常常看到《汉书》归了历史专业，而《杜工部集》当然只属于文学专业，《无能子》则非得由哲学系来研究不可。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把元、白置于中唐历史中，得到了一个“善于以诗证史”的评价，至今有人特别称赞他对《东城老父传》的解读开创了运用文学文献研究历史的方法。其实，在吕思勉的《史籍选文评述》里面，也曾特意选了杜甫《负薪行》，并指出当年男子无所事事，女子劳作豢养他们，“夔州盖唐时犹有此俗”，其实已经点到了一个中国文明史上的重要现象，甚至可以用来讨论男耕女织的分工观念，究竟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深入和广泛传播。说起来，杜、元、白的诗歌何尝不是历史文献，它们不也是唐代社会生活、思想观念和情感心境的见证么，凭什么它不能是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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