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本无畛域
作者：葛兆光
一直学习举业的詹氏，本来弄得精熟的是经典、诗赋、八股、对联，后来在木行做生意又学得龙泉码子、木业市语、推游水图、并清排本等之装排式，加上“游山玩水，变为寻花问柳”的那些本事。尽管他对别人“北洋大学毕业，赏同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其实是口水涎涎地羡慕，但是，因为自己是土生员出身，便讽刺人家“洋货好看，哪抵得国货结实。譬如贡缎每尺计洋一元另，洋缎则每尺二角另，货有好歹，价有高低，岂可相提并论”。尽管他很自负是中过举业，做过八股的，可是，当察觉时局变化时，他又学得不少时尚新知，什么行政法、财政学、民法、自治等等都一知半解，因此颇能“与时俱进”。县里委办调查户口，他可以当调查员，朝廷颁行新政建学堂，他可以写诗称颂还任学长，地方成立自治公所，他也能当个五段段董。所以，在“辛亥”之后他对于政局新变全无抵触。你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像詹氏这样的一般知识人，头脑里是旧观念加上新学问，肚子里是古诗文羼了洋词汇，行动上是旧传统加上新文化。请看一九○八年他给父亲关于劝止“分炊”的书信，原本文绉绉的“本诸父命子承之义，理当庭训是遵”后面，居然也可以把“分家”牵扯到“树独立帜，撞自由钟”，甚至洋洋洒洒说到“况值开通时代，全球之上，有创世界主义者，五洲五种，尽欲引为同胞，圣人天下一家，亦不过此等气量。今至亲兄弟，乃欲离群而涣散之，抑何窄隘乃尔”。
见过远方来的“各种洋轮，各国兵轮，色色形形”，也到过十里洋场的“高点自来火，齐上电气灯，有耀自他，春光不夜”，还见识过四马路上的“野花满路”和青莲阁的“西洋镜”，詹鸣铎比起窝在山西写《退想斋日记》的刘大鹏来，时代要晚了一些，而眼界则开阔了许多，因而冲突和震撼也更加剧烈。这些数量很大的边缘知识人，包括乡村文化人、往来城乡的商人和城市市民，在那个超速行驶的时代里面，一方面跌跌撞撞地追赶新潮流，恨不得扒下了马蹄衣袖，马上换上西装革履，一方面却身体沉重步履蹒跚，坠在传统风俗和知识窠臼中，习惯地沿用着旧时的十八般武器。因此，在那个追随时代疾走的队伍里，极少数人渐渐上升成为主流，取代了传统精英而成为社会上层，也被写入历史，而大多数人则被半途甩在车外，仍然处在边缘。詹鸣铎似乎是后者，在全书最后我们看到，已经进入民国时代的他，仍然热衷于设诚感坛扶乩，在祖母过世的时候仍然请礼生，讨钦命一品封典二品顶戴之类才“大有面子”，而且要搞斋忏，申文、开启、破血湖、过仙桥，而他自己呢？对于革命党还是抱着鄙夷，仍然在“南边竞羡花牌楼，北阜咸推福海里”中寻花问柳、流连歌舞。这样继续处于边缘的知识人，数量要比成为主流精英和政治领袖的知识人多得多。
那么，思想史如何使他们不再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而让他们浮现在历史中，构成精英思想世界那“嗡嗡作响的伴唱”甚至是“巨大的和声”呢？
在过去的历史著作尤其是历史教科书中，“过去”被叫做“历史”压扁在书册中，生动的现场却往往被删除，丰富的生活也常常被遗忘。人们都会说到，晚清民初是“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在这个大变局中，人们对此究竟如何反应？詹鸣铎叙述的晚清民初生活世界，也许只是一个往来于安徽、浙江、上海的商人的眼睛所看到的情景，王振忠教授在《代前言》中曾经指出他的记载中，对于拈阄分家、乡里械斗、佃仆制度、科举制度、妇女地位、城镇生活、乡绅角色等等方面的叙述有着社会史的意义，我这里还想说的是，晚清民初的那些社会变动中，究竟什么对于这些普遍的边缘知识人最有震撼力？我想挑出三件大事来分析，一是科举制度的终结，二是清帝国的覆亡，三是西方文化和现代城市的影响。
也许是边缘知识人的身份角色和经验阅历的缘故，这三者对他们个人的震撼可能不同。由于使他们的前途直接受阻，科举制度的废除，影响到一大批人的命运选择，因而在书中看到的是他们的痛心疾首，詹鸣铎对科举考试记载甚多且详，说明经历和记忆在他心中的深刻，书中对“到郡七次，皖试四科”有那么详细的描述，从手提考篮随灯牌进入，在天地玄黄千字文的号房坐定，到持下封贴内外加锁，到初试后的“遍体寒栗，两手如冰”，一直到最后那次放榜时，“大雨纷纷，观者如堵，立后面的人，说前面的雨伞遮目，竟把撕破。看榜的人，竟无一不心慌，无一不着急”，证明他们对这一考试的期待是何其殷切。但是，考中的“如醉如痴”，居然不过是一枕黄粱，志得意满也只是转瞬之间，这对他们的打击实在太大，王振忠从《振先杂稿》中引用了废除科举后他所作的《恨赋》，说明他们心理的沮丧实在是很厉害，他们因为“万里云程付渺然”而长叹“他生未卜此生休”，于是，只好改进上海的法政讲习所，这一事件从此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取向和知识方向。
清帝国的覆亡在历史著作尤其是断代历史书中，也许是一个休止符式的重要标志，但是对于这批读书人来说，它似乎并不像历史教科书中说的那样重要，也未必是一个震撼性的事件。自从甲午之战、庚子赔款、科举废除以来，一般知识人已经预感到国家不得不变，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诏停科举，办新式学堂，宣统元年（一九○九）设宪政编查馆，自上而下已经是“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当时的时变之风，已早就不止是“起于青萍之末”那么微弱了。詹鸣铎在接受调查户口的时候就说，“朝廷变法之后，预备立宪，查立宪政体，立法、司法、行政，有三大机关，立法、司法权归社会，而行政权则属官府”，对这一变化，他们早有心理准备，因此辛亥革命一起，对于大清朝廷的颠覆，他们倒也不紧张。说起来，詹氏紧张的只是“以致银根紧急，钱庄倒闭，杭州豫和，亦被挤倒”，可是很快，没想到警察居然也会来预告，“今夜城内八十一标营、八十二标营要兵变”，儿戏般地便“忽闻杭州也光复了”，这种“城头变幻大王旗”着实很有趣，“所谓光复，所谓欢迎，曾几何时，而满清政府顿付诸无何有之乡”。我想，他们之所以不紧张，不仅因为早有预感，还因为他们作为汉族人能坦然地接受变化，对于他们来说，把马蹄袖服换了革履洋装，把“蛮夷”的辫子剪掉，便成了“文明”的大汉子孙。
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城市生活的刺激，从长时段的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看，其实对中国来说是最深刻和最重要的。可是，对于具体生活在那个世界的詹鸣铎来说，却似乎只是见识了一个光怪陆离的花花世界。在他的心目中，“上海为中外通商的地方，穷奢极侈，凡出门的回家都道上海非凡之好，我平日久欲一为游玩，今日来到，如愿以偿”。本来，比起一个制度的兴废和一个王朝的更替来，城市化和西方化的刻痕可能会更深更痛，但这只是历史学家所关注的，在当时的詹鸣铎那里，却只是看到高大的洋房“飞阁流丹，下临无地”，看到城里的夜空“高点自来火，齐上电气灯，看到马路上往来的女子“人影衣香，玩之不尽”。尽管看到的种种风景中，有西洋舰船，他只当做“楼阁玲珑美轮奂，居然广厦千万间”，有出品大会，他只当做“大都兴会皆淋漓，一般竟把奢华斗”，有新式体操，他只当做《易筋经》和五禽戏。在这个徽商眼中，似乎更多兴趣在“野花一路妖娆甚，人影衣香看不尽”，本来将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西洋文明和城市生活，却在他这里，轻轻地被看成是耳目声色之场，“无非世界空花花”。
那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就像上海滩上李文忠祠和巴士礼像并立，洋装和马褂同列，青莲阁底下裸体美人西洋镜和群仙茶园的古装戏曲争奇斗艳，既有“革命党到处密布”，也有老学究“身穿老古套的熟罗折衫”，这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史风貌。在那个时代中生活的一般知识人，经历了种种世变。科举制度的废除，是制度史的变迁，清王朝的覆灭，是政治史的更替，上海城市生活的渗透，是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他们究竟如何反应？尽管在后世的历史书写中，对制度、政权和文化的变迁自有其轻重的判断，不过，在当时的个人生活经验里，它们的轻重却并不像后来历史书写那样排序。而社会变迁中的当事人感受，没有理由被排除在历史体验之外，恰恰它呈现了那个时代的一般状况，也构成了我们重新书写社会史和观念史的基础。
二○○八年一月写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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