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变动不居的道路？
作者：昝 涛
在二○○二年上台的正发党，本来其执政时间应该到二○○七年底才结束。与此同时，土耳其原总统塞泽尔的任期亦应到今年五月十六日结束。在四月底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来自正发党的候选人、具有浓厚伊斯兰教背景的居尔（时任外交部长）未能在第一轮的议会投票中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由于世俗主义者和军方的压力，宪法法院判决第一轮投票无效，居尔被迫放弃了候选人资格（土耳其议会共有五百五十个议席，当时正发党在议会中有三百五十三席，而居尔彼时只获得三百五十七票）。正发党只得提前进行议会选举。在七月二十二日举行的议会大选中，正发党意料之中的再次赢得稳定多数席位，成为议会中占绝对优势的第一大党。
正发党再次推荐居尔做总统候选人。根据土耳其共和国现行宪法第一○一条的规定，共和国总统由土耳其大国民议会（TBMM）选举产生，任期七年，且不得连选连任。土耳其虽然实行的是内阁制，但总统权力也很大。宪法第一○四条规定，土耳其总统是国家元首，拥有广泛的权力。比如，大国民议会形成的决议，在成为法律之前，必须经总统签署，总统若不满意，有权否决此议案，并将其退回议会重议修改，若议会不经修改重新通过此议案，总统就只有两个选择：或者签署或者将之诉诸全民公决。另外，总理提名的各部部长也必须经过总统的任命，总统对此亦有类似否决权；总统还有任命宪法法院院长、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及大学校长等权力。
八月二十八日，靠着在议会中的优势地位，正发党使居尔成功当选为土耳其第十一任总统。这实际上标志着，继七月的议会选举失利后，土耳其传统的世俗主义者在国家政治中失去了最重要的一个堡垒。上一任总统塞泽尔是个坚定的世俗主义者，他在任期间形成了一个传统，即总统成为平衡宗教色彩浓厚的执政党的最重要砝码，因为他不断否决执政的正发党带有宗教色彩的多项议案。因此，当具有深厚伊斯兰背景的居尔当选为总统后，传统意义上的世俗主义者在土耳其基本上可以说是落了下风。
正发党的上台与土耳其社会中日益强大的伊斯兰复兴潮流有着密切关系。正发党正是利用和顺应了土耳其民间日益增强的这一精神需求，才获得了多数土耳其民众的支持。这就有必要从凯末尔主义时代以来土耳其社会与政治思潮的发展变化谈起。
一九二三年土耳其建国后，军人出身的凯末尔及其追随者在土耳其实行威权统治，建立了共和人民党的一党统治，是为凯末尔主义时代。凯末尔主政期间，不仅在政治上实行威权主义，而且还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实行了深刻的西方化改革。在废除了哈里发制后，土耳其还废除了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关闭了对草根民众具有深刻影响的托钵僧教团；成立宗教事务部，将伊斯兰教纳入国家控制之下，宗教人士成为国家公务员，拿国家工资；男人禁止戴土耳其毡帽（fez），不准蓄须；妇女禁止在公开场合戴伊斯兰头巾；学校里不许设宗教课程；必须用土耳其语而不是阿拉伯语进行礼拜等等。这一场激进的文化革命对土耳其社会的冲击是非常强大的，空前的民族主义热情和对凯末尔本人的崇拜压倒了宗教信仰。凯末尔在一九三八年去世，但威权主义时代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结束。威权主义时代的遗产及其影响至今不衰，其表现就是在土耳其社会塑造了一大批凯末尔主义者，他们的上层代表主要是西化了的知识分子和军队，政治上的代表就是共和人民党。他们主张奉行凯末尔主义时代的世俗主义原则，对伊斯兰教的变化和影响非常敏感和警惕。
“二战”以后，在凯末尔曾经的战友伊诺努的领导下，土耳其开放党禁，变威权主义的一党专制为西方式多党民主制。但也因此开启了伊斯兰主义政党不断地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从而问鼎总理和总统宝座的大门。延续近千年的伊斯兰传统，不是威权主义统治能够随意抹杀掉的。一旦政治解严，就会出现宗教情绪的反弹，特别是各政党为了拉选票，竞相以宗教为号召吸引选民的支持。在战后土耳其的民主机制下，国家对于表达各种意见给予了更多的自由，其中自然也包括宗教界领袖们的意见。他们这些人此时越来越公开地表示对世俗主义的敌视，越来越公开地提出了复兴伊斯兰的要求。
与此同时，萧条的经济和深刻的社会问题也使土耳其社会成为伊斯兰复兴的温床。战后以来，土耳其多次遭受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困扰，引起了众多的社会问题，诸如两极分化的加剧、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盛行、社会腐败日盛、犯罪率增加等。面对这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人们开始思考西化的道路是否适合土耳其、现代化是否一定要牺牲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能否适应现代化的发展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尤其是广大手工业者和小商人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每一次经济形势的恶化都导致他们纷纷破产，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于是他们将目光转向伊斯兰教，一方面将宗教作为他们的精神慰藉，另一方面把宗教当成他们的斗争武器。
在一九四六年大选中，土耳其群众就显示出了对严格的世俗化政策的不满。 在这种压力下，共和人民党被迫采取妥协措施，允许小学开设选修性的宗教课程，并在安卡拉大学设立宗教系，还建立了一些专门培养伊玛姆和哈底普的小学。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发生了战后土耳其的第一次军人干政，这次干政后颁布了自由宪法，在客观上承认了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发展。尽管土耳其宪法规定不得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利用和滥用宗教以及宗教圣物，但以后的每一次选举中，许多政党都不同程度地利用了宗教，因为迎合群众的伊斯兰情绪是赢得选票的好办法。例如，民族秩序党（一九七三年它改名为救国党参加大选）为了给自己争取选票，就曾对小商人和农民的宗教情感进行利用，促进了穆斯林的宗教情感的复兴。这样，政党反过来又促进了伊斯兰教复兴的更大发展，各宗教组织乘机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扩展宗教势力，并最终导致伊斯兰教价值观得到官方认同：一九八二年修改后的宪法规定宗教课程必须是学校的必修课；一九八三年祖国党大选胜利后，埃夫伦将军和厄扎尔总理都反复强调土耳其民族主义结构中的宗教价值的重要性。
一九八三年七月土耳其繁荣党成立。自成立之日起，繁荣党就以其浓厚的宗教色彩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它的领导人埃尔巴干的讲话中充满了《古兰经》和《哈底斯》中的引言。繁荣党公开反对世俗化，主张按照伊斯兰教教义治国，要求建立公正的生产和分配体制；对外政策上，主张为维护土耳其的民族利益和民族独立，联合伊斯兰教国家对抗美国和西方。一九八七年繁荣党参加大选，得票7.1%；一九九一年大选中它的得票率为13%，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大选中，它更取得了惊人的成果，得票21.38%，取得议席一百五十八个，成为土耳其第一大党。一九九六年，调整了自身政策的繁荣党组成了新政府。虽然繁荣党的政策在上台后趋向温和，但是，作为宗教性政党，它的上台鲜明地表现出伊斯兰势力在土耳其的复兴和影响。繁荣党的获胜引起土耳其社会中世俗主义者的一片哗然，它的宗教色彩不断挑战着世俗主义者的极限。最终，土耳其军方在一九九七年通过一纸备忘录迫使繁荣党下台，由于没有发生任何的武力干预，这次行动被称为“后现代式的军人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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