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变动不居的道路？
作者：昝 涛
正发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已经超越了以往伊斯兰教政党的僵化路线，它提出的口号和政纲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这是它能够在选举中获胜的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之外，正发党获得胜利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在二○○二年，正发党第一次赢得议会大选的时候，选举结果即出乎土耳其社会之预料，因为，它使土耳其多年来第一次拥有了一个占据议会稳定多数席位的政党。而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中，土耳其政坛一直陷入支离破碎的党派林立状态，没有一个政党能够获得超过半数的席位，不得不组成松散和动荡的联合政府。政客之间争吵多于合作，土耳其政治长期飘摇不定，没有一以贯之的稳定政策，无法应对陷入绝境的经济危机，而有的时候还不得不由军队出面来恢复失控的政局。动荡不安的政党政治已使广大土耳其人民不胜其苦。所以，在当时，正发党以稳定多数胜出曾让渴望稳定的土耳其人欢呼雀跃。作为土耳其多年来唯一一个在议会中能够取得过半数席位的政党，正发党一度被土耳其人视为纷纭多变政坛的稳定器，被民众寄予厚望，这是该党一直获得较高支持率的原因之一。
上台以后，正发党也取得了辉煌的政绩：成功地稳定了危机后的土耳其经济；实施了深入的经济私有化政策；启动了与欧盟的入盟谈判；继续加大力度打击库尔德工人党的恐怖活动等等。
另外，在实施一些具有伊斯兰复兴色彩的政策时，正发党也总是显得耐心十足、不温不火，注意避免挑战世俗主义者的底线。一方面，正发党并不讳言自己的伊斯兰教背景，另一方面它又较彻底地改变了以往繁荣党欲使土耳其实行伊斯兰化的激进主张。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出于真心还是战略考虑，正发党领导人对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一直表现出很大的敬重。在每年十一月五日的凯末尔逝世纪念日，总理和总统都会同时来到安卡拉的凯末尔陵墓进行拜祭。这可是凯末尔主义者的一个大聚会，笔者有幸在二○○五年亲临现场体会了一下土耳其人对其国父的敬仰之情。
可以说，在执政五年的过程中，正发党已将自身塑造为代表土耳其大多数民意的政党。
在讨论伊斯兰复兴的原因时，人们大多会谈到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挫折，认为这是促使伊斯兰复兴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当然，这是没有错的。可是，诚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不仅是现代化的挫折，而且现代化的成功也可以是传统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一个社会在取得现代化的巨大成就之后，往往倾向于从自身的文化/文明传统中寻找成功的原因，并将其内化为一种自信和自豪的情感。
根据土耳其社会学家的调查，随着安纳托利亚几个大城市及其周边经济的繁荣，在这些地方逐渐出现了一种类似于东亚“儒教资本主义”的意识——伊斯兰资本主义，他们还自称为“安纳托利亚小虎”，与东亚四小龙相类比。这些地方的工商业者组成的工商企业家联合会，就在努力践行一种伊斯兰色彩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些企业协会就是正发党的重要支持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正发党的成功不单纯是一个利用宗教情感获得选票的问题，还是一个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他们倾向于将伊斯兰的价值观与西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相结合，认为两者是可以兼容的。这种主张与历史上出现的伊斯兰现代主义具有精神气质上的相似性。
正发党的胜利是在顶住土耳其军方的压力下实现的，也就是说，这是在政治上层战胜保守的世俗主义者后取得的胜利。军队是土耳其世俗主义的最强大堡垒。在今年的总统选举中，军队亦曾施展其压力，比如在居尔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之后，军方曾于议会投票前的午夜在自己的网站上挂出一个声明，语气强硬地表示要坚决捍卫土耳其的世俗主义原则，同共和国的敌人决战到底。据说这是宪法法院判决议会第一轮投票无效的重要原因，被人戏称为“网络干政”。但实际上，军队现在已经没有从前那样的权威了，在“网络干政”之后，军方再也没有什么大的动作，而正发党在军队面前也从未做什么让步。
从制度来说，正发党上台以来，在欧盟的压力之下，已经逐渐将军队控制在文官政府之下。长期以来，军方监控国家政治的工具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MGK），这个组织在过去一直是由军方所主导的。它是一个指导委员会，简单地说，其功能就是要负责为民选产生的政府设定决策的参数，特别是在安全事务方面。但二○○四年以后，MGK的结构已经发生了改变，其中军方成员已经成为少数派，具有决定权的乃是文官。另外还出现了一个防务预算的透明化问题。在过去，军方从来都是自己提出预算，议会只有表决通过的权力。而最近的改革已经将所有的额外预算行为纳入到完全透明的审计和议会控制之下，并将其制度化了，这就使文官政府得以从财政上控制军方。
从舆论方面来说，以往的军人干政大多是获得了土耳其民众的支持，甚至在军方迟迟不付诸行动的时候，土民众还通过舆论来要求军队的干预。但现在情况已经是今非昔比了，即使是警惕伊斯兰复兴的世俗主义者也不愿意看到军队出面干预政治这种不民主现象的发生，土耳其人已经形成一个新的共识，即需要常规的文官体制来承担起捍卫民主与世俗主义的重任，而不再是让军队来干预内政。
土耳其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世俗主义与伊斯兰在现代主义面前达成妥协，这是一条“土耳其道路”。无法断言“土耳其道路”是否可以复制，毕竟土耳其的历史发展有自己的独特性，比如经历过凯末尔主义时代较彻底的世俗化，培养了一大批世俗主义者，再比如它很早就加入到北约。无论如何，土耳其的经验显示，伊斯兰社会与现代民主政治并非格格不入。
正发党代表了新兴力量在土耳其的崛起，而不是传统宗教保守势力的复兴，它迎合了底层虔诚的穆斯林的需求，它信奉民主、多元和自由，遵循世俗法律。而土耳其的世俗主义政治代表多是传统的国有大型企业的代言人。他们是精英主义的代表，是过去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害怕竞争和全球化，甚至在加入欧盟的问题上也不再坚决。正是这些号称最为西化和世俗的人成为土耳其的左派和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视欧盟、美国为帝国主义者，以民族主义拒斥全球化。他们是土耳其的“新保守主义者”。正发党的胜利，代表着融入全球化的新兴力量对保守主义的胜利。
在土耳其已经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民主化改革的情况下，伊斯兰政党和世俗主义者已经可以进行公平博弈。正发党的政治主张和执政实践都表明，它不可能忽视土耳其强大的世俗主义传统和力量，同时，以共和人民党和军方为代表的传统世俗主义者在土耳其已经成为少数派，它必须进行意识形态和世界观上的改变，不能再仅仅用启蒙主义的单线历史观看待世界的变化，这已经不合时宜，因为世界处于一个要求自由和个性的多元民主时代。正发党的胜利，标志着土耳其在社会形态上与欧洲更接近了。但它能否加入欧盟仍然取决于地缘政治的需要，以及欧洲人是否能抛弃它对伊斯兰教的根深蒂固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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