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教学的荣耀
作者：周 勇
那些年，受“文化热”余波的影响，周围的年轻学子依然喜欢阅读《存在与时间》、《悲剧的诞生》等三联书店推出的西学经典著作，初入学门、心无所属的我自然也无法逃脱身边的这股学习风气。老师当时也鼓励我去读这些西学著作，因为它们当中有许多都是老师昔日同窗好友甘阳等设法引进来的，老师非常欣赏甘阳的才华，所以鼓励我去读，作为入门的必修功课。当时我非常纳闷，我的专业是教育史，老师为什么要我去读西方哲学著作呢？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老师的用意，原来他希望我在读研期间能有一段知难而上的读书经历（那些书确实很难读），所以老师那时禁止我写“论文”，只准我埋头读“好书”。
等我对“好书”有了一点感觉，老师与我聊起了他的读书岁月，我更加明白了老师的意思，原来他希望我能体验到他曾经体验到的读书生活。我似乎体验到了，至少我非常向往老师向我讲述的读书故事。尤其是当年一批年轻学子联合干大事，他们几乎个个皆是以畅快饮酒、自由求学为乐的。特别是被老师誉为“大才子”的甘阳曾扬言自己不靠大部头专著，照样可以扬名于世，更是让我震撼。老师说，那时甘阳在北京的寓所是低矮的平房，周围尽是高楼大厦，老师由上海去给他送结婚喜帖，两个没什么钱却充满激情的书生聚在一起，无疑要尽情饮酒论学，直至再不结束，老师就赶不上回去的火车……
类似的故事老师对我讲了许多，他讲这些往事，都是为了让我求学期间能够树立以读书为重的原则，其他问题包括中期考核、发表论文等等先别去考虑。我在老师所讲故事的引导下，逐渐淡化了对西学的崇拜，转而喜欢上了四处“寻找”中国前辈学人的学术与教学生活，乃至因此常常想象自己是在“过去的大学”里求学。陈平原教授曾认为，一所大学有没有文化底蕴，只要看它有没有生产过动人的学术或日常生活故事便可知道。教育同样可以如是观之，遗憾的是，教育的现实情形常常由其他力量决定，学生很难有条件去创造、去体验那令人百感交集的读书生活。老师们的境遇何尝不是如此，至少我的老师就觉得，他已很难彻底回到昔日的读书生活状态，似乎只能等退休之后才能回去了。而陈平原先生喜欢考证过去的故事，或许亦是为了能让自己在今天的校园里拥有一些更加美好的学术生活体验。
我之所以会有上述感想，首先是因为得知张先生去世后，觉得大学又少了一位纯粹的书生——确实纯粹，所以即便曾经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人大代表”、“孔子基金会理事”、“著名教育家”等等头衔，家里仍是那样的简陋。其次是因为开学了，见到学子们又回到了学校，不禁心想，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使他们不约而同地在九月回到学校呢？真不希望仅仅是因为学校的一条规章制度或一纸学位证书使然，真希望仍有许多学子是为得到一种读书生活回来的，尽管现在可以找到太多的理由不去读书。我带着这些疑问与设想在校园里漫步……走进书店，一眼便看到陈荣捷先生的《朱子门人》，急忙买下。我揣测着：陈先生为什么会研究朱熹的学生呢？难道陈先生也曾非常关注朱熹的学生在朱门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求学生活，并试图从中找到令自己感动的故事，用它们来升华自己的教学生涯与体验？
然而，开始读起这本书后，我却把上述问题暂时放在一边了，心里不停地赞叹陈先生在写《朱子门人》期间的学术生活。这是何等繁重、严谨、高超的学术生活，仅仅为了兑现“于研究朱门，别开生面”，便把自明人戴铣以来记述朱子门人的文献梳理一遍，将其成就与瑕疵一一点出，即使是“最称严谨”的《学案》，在陈先生的“法眼”面前，亦得暴露错误。如《论朱子门人之姓名里籍之亟待整理》，陈先生说道：
此处即《学案》亦非无暇。关于里籍，诸书多不一致，有用雅名者，如闽县之作三山，漳州之作临漳；有用旧名者，如以隋之括苍代宋之丽水，以汉之南平代剑浦，以吴之昭武代邵武，以晋之新安代徽州，以晋之延平代剑浦是也；有用后名者，如以元之福宁代长溪，以明之太平代黄岩，九江代德安，……有或用县名或用其所属之州郡名者，如甲用新淦县而乙用泉州，甲用建康县而乙用南康军，诸如此类，不可胜数。凡此仍只是未臻划一，徒引读者误会耳。又有一名异用，如袁州宜春郡，甲用袁州，乙用宜春，亦增读者疑惑。至其错误者，各书更多，有因形音相近而误者，如长溪之误为长卿，建阳之误为建昌，合州之误为台州，瑞安之误为瑞州，……均待校正。甚有一书自相矛盾，尤以《经义考》为然……
陈先生说这段话时，已近八十高龄，而为讲出这些话，要查找多少资料？即使先前积累好了资料，也要细致阅读、反复琢磨，才能搞清“不可胜数”的朱门弟子“里籍”问题。不仅如此，陈先生还将各类文献中出现的有关朱门弟子的记载全都认真清理了一遍，从中得出，真正算得上是“门人（连家学）”的有四百六十七人，加上“未及门而私淑者二十一人，共弟子四百八十八人”，“换言之，诸书作为弟子而今证实其只是讲友或直与学术无关者一百四十二人”。这些结论显然已经算是很厉害的了。但更厉害的尚在后面，陈先生说，还有三十九个人也是朱熹的弟子，以前的中外学者均未注意到，陈先生潜心考究《语类》之后，发现了这三十九个被“弄丢”的弟子。
四五百名弟子，这对“弟子”日益众多的当代“导师”来说，也已经是望尘莫及，然而陈先生似乎仍不愿意接受其心仪的大师朱熹只有区区四五百名弟子，所以他又去查找朱熹及同时代人的文献，工作量进一步加大，但收获确实喜人，陈先生因此可以骄傲地说：
此四五百之数，乃指知名者而言。其不知名者而未考者，即不倍此数，亦必相若。长沙一夕已有七十余人请教。今湖南知名者仅十五名，只五分之一耳。苟以此比例，则朱子弟子总数，可达数千。陆游谓“朱文公之徒数千百人”，不为过也。然只以知名之四百八十余人而论，数目之大，孔子而后实属罕见。
当年胡适、顾颉刚师徒考证《红楼梦》时，可以为发现一点证据而欣喜若狂。陈先生从《渭南文集》卷三十六中找到陆游的证词，恐怕亦要为之喜上眉梢吧。一句“不为过也”，便可以让人感受陈先生辛苦之后的畅快与得意，以至于还要补充一句，即使只计“知名者”，朱熹门下的弟子数量也已经够多了。为进一步说明这一点，陈先生又考证了“二程”及王阳明门下的弟子数量，直至得出“汉后朱门人数居首”，才肯结束对昔日朱门盛况的描述。
接下来，陈先生转而考察朱熹门下有些什么样的弟子。在这方面，陈先生首先想到的是弟子的地域分布：“可谓来自全国”，但陈先生并没有像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中那样逐一考察各省情况，而是集中论述他印象尤其深刻的几点：先是弟子中依次以福建、浙江为最，其次是弟子往往成群结队而来。我对后一点很感兴趣，因为开学那天，见到许多家长与学子一同来到了校园，朱门的情况也是如此，但今天的人恐怕很难想象，与子女一同前往朱门的家长绝不是为了护送子女或旅游，而竟然是和子女的目标一样，也是为了到朱熹门下求学，有的甚至在朱门学了几十年，痴心不改。陈先生对这一点更是兴趣盎然，所以他的描述非常精确、生动：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