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教学的荣耀

作者:周 勇




  与集体相似者,则有父子兄弟同事朱子。父子同事朱子者有九宗,兄弟二人同事者有二三十宗。三人(连从兄弟)同事者十宗。甚至三世同事者所知有三宗。至师事至五、六、七次者。有从游四五十年者。有童年师侍者。有比朱子年长者。有年老不能从游乃遣子往学者。有老病不能卒业,遣子受学者。有乏资年老不能时见,闻乡有从轭问者。有裹粮十里者。有无财不能进拜者。亦有大富大贵者。五光十色,与孔子门庭前后相辉。
  如果不是陈先生的描述,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昔日的朱门竟会如此迷人,当今世上有哪家学校堪与相比?我这样想,便对陈先生接下来将会怎样进一步揭示朱门的荣耀愈加感兴趣了。而陈先生也确实厉害,他选择了分量很重的一块内容来讲,《朱子门人》的叙事因此渐入高潮。这块分量很重的内容正是朱门与当时政界的联系。余英时先生写朱熹时也喜欢考察朱熹在政治场域中的行踪,但余先生似乎是为了突出朱熹理学的事功维度以中和学界过于强烈的心性思考;而陈来教授的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的范式转型,则与之不同;同样擅长深入“历史世界”的陈荣捷先生在《朱子门人》中考察朱学的政治纠葛,却是想看看当政界的压力与危险降临朱门时,朱门弟子的反应,以及到底什么样的学生能够顶住高压,不辱师教与师生之间的真挚情义,进而将朱门真正的教学荣耀揭示出来。
  在这一点上,陈荣捷先生首先批评《学案》等以往诸书常常喜欢将“并非从学”的“高级官吏”也设法说成是朱门弟子,如“侍郎赵崇度于理学无大兴趣,而诸书拖入朱门”,以为这样可以“为朱门生色”。陈先生显然瞧不起这种做法,甚至有些忿忿不平,朱门何需“援引高贵”,朱门弟子当中,有官职者,“显属少数”,多数皆是“墓志不闻、方志不载”的平民。由于对诸书“援引高贵”感到失望,因此考证完朱门弟子的不同身份及其数量比例后,陈先生仍要强调一句,要大家牢记朱门弟子的身份特征:“全世界任何文化,任何社会,其知识阶级,恐未有如是之平民化者。”总之,在陈先生看来,与“高级官吏”相比,平民化的知识阶级才是书写朱门时值得“援引”的对象。
  那么,这些真正值得“援引”的弟子具体有过何种“高贵”的表现,可以让陈荣捷先生情愿一生守望朱门呢?我想起老师暑假期间曾对我谈起说:陈寅恪先生有一位弟子名叫刘节,“文革”爆发时,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那时的陈寅恪先生已身患重病无法下床,却仍接到通知,要将他“抬出去批斗”,但之后并不见人来抬他,原来刘节顶替老师去挨批斗了。批斗会上,有人问刘节有何感想,刘节答道:“我能替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陈氏及门弟子在如此非常时刻依然挺身而出,不仅体现出了教学之荣耀,应该也会给身为人师的陈寅恪先生无限欣慰吧。陈荣捷先生对于朱门之“高贵”的终极理解亦来自于其弟子类似的表现。难怪他选择“伪学之严禁”这一非常时期来观察并描写朱门师生危急时刻的生命姿态:
  叶味道对学制策,胡以为伪徒黜之,因以下第。杨方坐朱子党,罢官而归。此外,尚必有多宗。情势日渐艰险。有劝朱子散分学徒,避祸省事以避祸者。朱子曰:“福祸之来命也。”泰然处之。然门徒难免畏祸回避,托辞去归者。……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其甚者,则朱子殁,竟不往吊。如上所述,实究少数。学徒避去,而辅广不为所动。朱子赞之曰:“当此时立得脚定者甚难。唯汉卿风力稍劲。”……有宁绝仕途,不屈权威者,……其在官者,则正面对抗,冒险护道。……朱子殁,正当严禁伪学之际,而会葬者几千人。周谟冒隆寒戴星徒步,偕乡人受业者往会葬。李燔亦率同门前往。……
  无疑,正是这些挺身而出的学生,成就了朱熹的教学事业与荣耀。朱熹的教学生涯也因为这些学生的存在,让陈荣捷先生肃然起敬,并以“威武不屈”来形容“朱门之精神”。这一精神曾被孟子提炼为教育成人之至高理想,而朱门师生则将它变成了活生生的事实。至此我终于舍得暂时停止阅读了,而《朱子门人》里的陈先生却还要继续写作需要更繁重的考证才可以完成的文章,也就是逐一描述朱门弟子的行状,并且对应列出他所据以立状的一切文献,篇幅长达二百二十七页,何等辛苦、珍贵的写作。看来,陈先生对于朱门真是心向往之!
  最后想说的是,与苏渊雷、周子美、张瑞等先生一样,陈荣捷先生也已经不在人世了。他们大多高寿,苏渊雷八十七岁,周子美一百零二岁,张瑞八十八岁,陈荣捷九十三岁。此外,我近一年“求教”甚多的其他两位先生也是如此长寿:钱穆九十五岁,顾颉刚八十七岁,看到这一串数字,真是感动。在过去的一百年里,这些心灵曾被中国文化滋润的先生们无论遇到何种艰难困苦,都可以泰然度过,这一事实不正可以证明中国文化的生命教育价值吗?至少这些国学大先生的教学生涯就为年轻学子成功展示了一种真正的以中国文化为本的学术生命存在,他们也因此可以无愧于心,如陈荣捷先生所言:“海外教研四秩忙,攀缠墙外望升堂,写作唱传宁少睡,梦也周程朱陆王。”
  据陈来教授在《朱子门人》之刊序里介绍,这首诗写于一九七七年,陈荣捷先生写它,是为了纪念自己的四十年教学生涯。在黄等朱门弟子看来,老师朱熹就是“理”的化身。陈荣捷先生教授的是朱学,其生命亦完全融入了朱学与朱熹的思想世界,他的教学生涯也因此留下许多动人的故事:一九八三年,陈先生回大陆,对朱熹遗迹做了一个多月的考察。当年陪伴陈先生的蒙培元先生回忆道,陈先生每到一处,都要用心揣摩当年朱熹的行状,在五夫里朱子巷,他甚至专门走了一遍,去体验当年朱子的生活。一九九○年,陈先生到福建出席纪念朱熹诞辰八百六十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会后,他率领与会代表前往拜谒朱熹墓。当时天下小雨,陈先生以八十九岁高龄,居然在朱熹墓前庄严跪下,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参见崔玉军《陈荣捷和他的朱熹研究》,载《中国哲学史》二○○三年第三期)。
  停笔之际,思绪不知为何又跑到了陈寅恪先生的故事:那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去世时,清华国学院师生在灵堂里行了鞠躬礼,陈寅恪先生来后,行的却是三跪九叩的传统大礼,在场的学生见此情景,纷纷跟着陈先生重行大礼。现在,陈寅恪、陈荣捷等深受传统影响的先生都不在了,今天在校园里穿梭忙碌的莘莘学子还能像昔日的朱门弟子那样,有机会,也有心情,去体会甚至去亲身经历中国传统的教学荣耀吗?值得欣慰的是,无论未来怎样变化,有一点可以肯定,因为陈荣捷先生的出色描绘,朱门的学子生活与教学荣耀将永远留在中国的校园里。
  (《朱子门人》,陈荣捷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七年版,49.80元;《朱熹的历史世界》,余英时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四年版,4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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