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感性的暴虐

作者：刘　东

　　正如艺术早已不再赏心悦目一样，在如此这般的文化语境中，艺术史的用途也早就跟审美无干了。——它并不是在展现人类感性经验“从美丽走向美丽”的进化过程，而只是尽量向我们提供着经典例证，从而标注出人类感性心理的蜕变历程。这种蜕变的过程，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与其像李老师当年所描画的那样，是作为《美的历程》，还不如像我当年所描画的那样，是作为“丑的历程”。也就是说，它很可能是“麻木——刺激——更麻木——更刺激——直至麻木不仁……”甚至很可能是“残忍——接受——更残忍——再接受——直至惨不忍睹……”比如，电影史常识告诉我们，第一次在银幕上出现人脸特写的时候，没见过世面的观众都惊吓得几乎昏厥了，他们以为自己看到了一个孤零零的人头。然而，且来对比一下今天的武侠电影：导演经常故意让首级从尸腔子上骨碌碌地滚落，却就是没见到再惊吓到了谁！又比如，正如我在《浮世绘》一书中所对比的：“在日益过敏的现代感应性面前，如果古人存心制作出的冲突竟然比今人刻意寻找的和谐还要和谐，那也不能被说成是仅仅由我们的耳朵弄出的错！我们的室外背景声早已变成了各种引擎的永无休止的轰鸣，我们的听觉参照系也早已变成了OK伴奏带里的千篇一律的喧闹，由此一来，海顿《G大调第94交响曲》中那个有名的响亮和弦就很难再让我们感到多少‘惊愕’了，而莫扎特《D小调钢琴协奏曲》（K．466）中极度渲染的情感张力也很难再使我们感到多少骚动了；除非专攻音乐史的方家，则人们更多的是通过瞳孔读到、而不是凭借耳鼓听出其中之‘急风暴雨’和‘激动不安’的……”再来听听肖斯塔科维奇怎样演奏他自己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吧！这位现代音乐大师只需简单敲几下琴键，整个空中就都弥散出现代调子来了。令人嗟叹的是，西方的古典世界花费过那么长的时间和那么大的心力，去寻找和声的秘密，而且也确实达到了高度的成就；然而西方的现代音乐，偏又是从打破对位法的教条、执意要撞击出不和谐效果开始的。
　　这还是老肖早年的作品呢！谈到他晚年那首《第一大提琴协奏曲》时，我曾这样对我的学生们说：“用语言去表达声音艺术是危险的，但我还是要预先提示大家，在这首曲子中可以听到现代人独有的凄厉、惊厥、狂躁、急迫以及他们独有的忧郁、苍凉、颤栗、孤寂，以及他们独有的单薄、自怜、滑稽、变态，以及他们独有的琐碎、呻吟、低回、隐秘……你可以感受到，在空前的暴政之下，在苦痛的病患之中，在死亡的黑洞面前，当然也在果戈理、契诃夫的传统里面，人类的想象力正被逼向一个墙角。”他怎么会胆敢这样做呢？他不是在《见证》一书中明确转述过这样的禁令么？——“日丹诺夫宣布：‘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要求音乐优美、细致。’他还说，音乐的目的是使人愉快，可是我们的音乐是粗糙的、低级的，听这种音乐无疑会使人(例如日丹诺夫)心理上和生理上失去平衡。……从今以后，音乐必须永远是优美的，和谐的，悦耳的。他们要求特别重视歌唱，因为没有歌词的音乐只能满足少数唯美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的反常的趣味。”但他又只能借这种方式来发泄郁结。——要知道，那不光是一个发展出了法西斯蒂的时代，而且，此种空前的现代动员与整合组织，也势必会导致备受压抑的感性经验。正如阿萨菲耶夫所说：“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就是对现实中强力冲突的极度神经质的、极其敏感的呐喊……这种呐喊犹如当代人类惊恐的反应，这不是某一个人的惊恐，也不是某些普通人的那种惊恐，而是整个人类的惊恐。”这样，在聆听老肖的第七或第八交响乐的时候，一旦那排山倒海的吓人节奏碾轧过来，我劝大家就不必再徒劳无益地猜测其具体所指了。想想看，在写作这种湮灭一切的节奏时，这位作曲家的胸前和背后各有一个可怕的极权，所以他那种共时性的恐怖经验，就连他自己都难以准确区分——正如他在《见证》中的清晰勾连：“威廉和罗曼诺夫是血统上的亲戚，斯大林和希特勒是精神上的亲戚。”而更加要命的是，这种音乐就像浓烈的麻辣味道，一旦它把舌尖娇嫩的味蕾细胞灼伤，人们就会产生严重的依赖性，因为他们的感官只有借更强的刺激才能兴奋起来。而一代接一代地积累下来，到现在就连斯特拉文斯基和肖斯塔科维奇也不过瘾了。人们的心灵已经变得既麻木又惊觉，既要靠爆炸式的音乐来刺激自己，又要靠安眠药的药力来安抚自己。
　　在同样的语境中，我们更培育出了飙车一族和暴走一族，他们竟如此陶醉于过山车和蹦极的惊吓感受，如此贪恋电玩游戏里面越来越逼真的血腥。——谁能预料到：等到他们真需要拿起凶器杀人的时候，还有多少心理障碍需要克服？他们还会像《静静的顿河》里的主人公那样为了杀人场景而呕吐吗？说到这里，再来回顾我跟我老师的不同之处：难道这样的感性变化也算得上进化吗？如果也算，那就一定要从思想上把“进化”跟“进步”区分开来。正是为此我才主张，绝不要把“不合理的合理化”向着人类感性心理的这种渗入，正当化为所谓的“心理积淀”，——那充其量不过是些文明的垃圾和碎片在心灵深处的可怕“积存”罢了！
　　毋庸讳言，正是在“历史会不会犯错误”的问题上，我跟我的老师发生了由来已久的争议。记得有一次，我曾借着酒兴当面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三句话，希望他不要把“心理上升为本体”、“经验上升为先验”、“历史上升为理性”。不料李老师后来竟将计就计，干脆拿这三句话当做大纲，写出了他那本《历史本体论》。但我此刻却要明确重申：历史终不过只是“曾经显得”朝着理性和灵性上升过罢了——凭借着这种上升，我们自身也曾好不容易地从茹毛饮血爬向了文明风雅。从感性学的角度来验收，此种文明进程在我们身体上的突出印迹，就是造就了属人的眼睛和耳朵，以及其他人性的器官。照我看来，这才是最本质的非物质性文化遗产，正是由它才外化出了那些被人们看重的物产。进一步说，并非仅限于被希腊人偏爱的那两个理论感官（眼睛和耳朵），再来读读《武林旧事》中大多失传的菜单，再来尝尝法国数不胜数的奶酪，再来闻闻日本人化为仪式的香道，我们就会骄傲地发现，原来我们的身体本身，确曾表现为文明发展的最高成就。
　　只可惜，正如历史并没有继续上升为理性一样，我们的心理包括我们的感性心理，也并没有继续上升为本体，恰恰相反，它倒是日渐下作和不断沉沦了。比如它不断外化而成的影视作品，就总是在突破以往的视觉禁忌，迫使人们不得不去面对乃至适应那些自从脱出动物界后就不愿再去直面的种种可怖。由此就不可否认，正是在视觉文化的这种滑落中，我们的人性也正不断地向下迁移。制片商们总在如此这般地盘算着：如果上部影片已经恐怖成了那样，下回我还能靠打破什么禁忌来卖钱？在这方面，最新的例证大概要数刚刚参选过奥斯卡奖的《天堂此时》了，它的导演这次连自杀炸弹都绑到主人公身上去了！就是在这种步步下沉的商业考虑中，人们的眼睛也越来越露出了凶光。就我所知，对于文明世界的核袭击，更是早已被他们的视觉产品突破的心理极限了。
　　话说到这里，再来回顾“九一一”事件，大家或许会有点儿奇怪：当人们在那天为“恐怖”也能发展成“主义”而吃惊的时候，他们居然没能去顺势发现——原来眼睛也可以杀人！而且，那些正在把杀人当儿戏的眼睛，还不多不少正是我们自己的眼睛。在这个意义上，你若问天底下到底有多少恐怖分子，只怕多到了连你都不敢承认的地步！“九一一”事件之后，李慎之先生曾在席间信口问道：究竟什么才是“恐怖主义”呢？而我也就信口戏答道：那说穿了不过是弱者的策略——我打不过你就打他，既然你这么在乎他！实际上，这种弱者的武器原也不失为一种小把戏，我们小时候多少都玩过。而恐怖分子的问题则在于，他们一下手就把无辜者往死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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