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白领》、中产阶级与中国的误读

作者：周晓虹

　　造成人们怀疑的第二个原因可能与对中产阶级的收入及其社会属性的高估有关。在收入或经济地位方面，因为毛泽东曾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即所谓petty Bourgeoisie）划为中产阶级，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产阶级的财产和地位标准。其实，即使在美国，无论是中产阶级的绝对收入还是相对收入都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所以，米尔斯会直截了当地说：“新中产阶级的大多数是中低层收入的群体”，即使现在，美国中产阶级的年收入也不过在二万至七万五千美元之间（范可）。至于社会属性的高估则和人们对中产阶级的社会期待过高有关。在一篇题为《中产阶层”概念被误读，高收入不等于高素质》的网络文章中，作者写道：“对个体而言，中产阶层则绝不意味着享受与奢华，而是意味着责任与付出。……中产阶层之所以是一个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阶层，正是因为该阶层有了基本生活条件的保障……”面对这样的文字，再看米尔斯的这本《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细细感受在美国，老中产阶级的没落和新中产阶级的兴起，“与美国人心目中特立独行的个体的消失和凡夫俗子的大量涌现是一个并行不悖的过程”，你就很容易知道，有多少人误读了中产阶级。
　　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我觉得花这么多时间去翻译米尔斯的这本著作是值得的。一方面，这本著作的出版能够为我们了解美国中产阶级的兴起和成长提供一幅生动的全景画面；另一方面，它也能够校正国人对中产阶级的种种不正确的估量，起码打消人们头脑中对中产阶级成长和作用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中产阶级是工业社会的产儿，也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基本象征，它能够带来社会的富裕和稳定，但中产阶级不是罗宾汉式的英雄。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为中产阶级的成长腾出了足够的空间，但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不仅步履维艰，甚至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解决当今中国社会的贫富不均、庞大的农村人口对工业化的巨大压力，以及中产阶级及其相关研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等一系列问题的话，年轻的中国中产阶级也许还有可能成为社会不公或社会失范的“替罪羊”。从早几年就出现的对机关公务人员的不满，到近年来越演越烈的对包括医生、法官、律师甚至教师在内的专业人士或标准的“新中产阶级”的诟病，说明我们的担忧并不是一种凭空的臆想。所以，我希望米尔斯的这本著作的出版，在促进中国中产阶级成长的同时，也能为它的形象再做一次有益的校正。
　　（《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米尔斯著，周晓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二○○六年版，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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