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白领》、中产阶级与中国的误读
作者：周晓虹
由于大批的中产阶级白领们或受到管理人士的指使，或受到科层制度本身的支配，几乎人人都沦落成毫无生气和个性，失去了工作的价值感和创造性的“挣钱机器”。另外，一如异化过程使工作失去了意义，他们对地位升迁的过度向往，以及通过消费来抬高个人声望的惯用手法，也使得“生存竞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一场维护体面的斗争”（凡勃伦）。尽管通过个人的努力，尤其是通过教育这台个人地位和声望的“提升机”，白领似乎人人都具备攀爬到社会阶层体系中更上一层的可能，但无论是经理、领班、管理者、销售员、男女文员，还是医生、律师、教授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这些中产阶级终生都充满了地位恐慌和挫折感。他们虽然渴望“成功”，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原先美国流行的成功模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个人的德行仍然受到关注，但它早已不是曾经强加在成功的企业家身上的那种严肃的德行了。现在人们强调的是灵活而不是能力，是和同事、上司和规则‘打交道’的能力，而不是在开放市场中‘开拓’的劲头；是你认识谁，而不是你懂什么；是自我展示的技巧和利用他人的基本窍门，而不是道德的完整性、真实的成就和个人的可靠程度；是对自己公司的忠诚甚至物我合一的精神，而不是创业的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管理者不过是所有者的“财产执行人”，生产者则是集市社会里的一个推销员，即使知识分子正在撰写的也不过是“提示他人做什么的备忘录”，而不再是价值连城的著作。简言之，人格成了服务于异己目标的常规工具。
有关这个新的阶级或由原老式中产阶级改变而来的阶级，在政治上的特征，欧洲的理论家们给予了不同的标定：有人认为，随着中产阶级人数和权力的增长，它将成为一个在政治上独立的阶级；有人认为，虽然他们不可能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但起码能够成为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平衡器，对此，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有关中产阶级性质的大争论中，大名鼎鼎的伯恩斯坦采取了正方立场，认定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弥补了老中产阶级衰落带来的问题，结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稳定；也有人认为，新中产阶级成员就其属性而言仍然属于资产阶级，甚至像德国的中产阶级那样，有可能成为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西奥多·盖格／利普塞特）；当然，还有人认为，因为白领薪金雇员不占有生产资料，当然还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像上述那场大争论的反方考茨基就称其为“硬领无产阶级”（stiff-collar proletariat）。
不过，在米尔斯的眼中，美国的新中产阶级好像什么都不是。为了掩饰不确定性和寻找安全感，他们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冷漠，以及马克思所说的“虚假意识”。冷漠，就是与现实的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它不相信现实的忠诚和未来的期望，并把那些抱有政治热诚的人一律视为“缺乏成熟”。借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政治冷漠的人认定，在一个毫无意义的政治世界里，一个人没有信仰一样能够生活，一样能够进行超然的智力活动。在美国，形成中产阶级的政治冷漠的原因是多重的，其中包括：主流大众媒介的宣传所起的政治消解作用，大众传播及与此相关的各种文化机器使得“每个人都以一定的方式取得了相互的平等，……它们是一种公分母，是预先规定大众情感的模具”；经济社会状况的稳定使中产阶层的政治要求降低到最小的程度；而美国的经济机构无疑比政治机构对生活更为重要，政治不过是实现经济利益和保护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
其实，美国中产阶级的这种政治冷漠，也是导致他们的虚假意识产生的原因之一。马克思指出，恩格斯和曼海姆都多次论述过的“虚假意识”，用最简单的话说，就是对自身利益的“错误估计”。米尔斯发现，因为虚幻的声望因素作祟，相当部分的新中产阶级或白领人士即使在收入、财产和技能方面与雇佣劳动者无异，他们也拒绝认同于无产阶级。他们不会关心本阶级的利益，更不会关心整个社会或国家的前途，他们关心的只是个人的成功，或者干脆说经济上的成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只是一个“自在阶级”，而远不是一个“自为阶级”。你能够猜想作为新左派的先锋，米尔斯对这种政治冷漠的基本态度，他毫不隐晦地借用希腊人的话说，“白痴就是独善其身者”。说到底，这庞大而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中产阶级才是资本主义社会“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
鉴于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的不断成长和壮大，我和学生自二○○二年起也开始着手有关中产阶级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包括全球中产阶级的比较研究和中国中产阶级的经验调查这两个部分。研究的结果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五年夏分别出版的互为呼应的两本著作：《全球中产阶级报告》和《中国中产阶层调查》。这两本第一版各印了六千册的著作境遇不太一样，后一本著作不但销售得更快（不久又加印了六千册），而且出版以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在这份根据对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和武汉五大城市三千零三十八户家庭的电话调查写成的报告中，我们根据经济条件、职业分类、教育层次以及自我认同等主要指标的综合考察，得出中国五大城市中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的有效百分比为11.9%。和先前其他一些学者完成的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一样，就是这个还算保守的11.9%仍然引起了广泛的质疑，许多人不相信中国的大城市已经有了11.9%的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也有许多人不相信月收入五千元人民币以上、白领职业、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就能算中产阶级。我在网络上读到一篇因我们的《调查》而写成的文章，这位月收入七千元的白领将自己的收支列了一张清单，除去商品房的月供、子女的教育、汽车费用、生活费用等项以外所剩不多，于是十分委屈地抱怨“我也能算是中产阶级”？
二○○五年在香港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和后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讲演里，我分析了在改革开放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为全球瞩目的同时，为什么国人还是会对中国是否存在一个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持强烈的怀疑态度？这种怀疑态度和包括Heritage Hotel 咖啡馆经理在内的印度人的自信恰成对照。有意思的是，那位经理告诉我的印度中产阶级的收入下限也是五千元，不过不是五千元人民币，而是五千卢比，也就是一千元左右的人民币。我觉得中国人所以会对当今中国是否存在一个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持怀疑态度，原因之一在于对英文middle class的误读，类似的现象其实如萧新煌教授所说，也曾出现在中国台湾和韩国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广泛使用英文的香港地区和新加坡，中产阶级一词直接对应于特定的人口，一般不会引起过多的歧义，因此，“新中产阶级”（new middle class）和“专业人士”（professional）两个术语的混用都很流行；但在台湾地区和韩国，middle class的中译和韩译都包括了“中等财产”的含义，因此，像米尔斯那样直接将专业人员或白领阶层视为“新中产阶级”的做法就遇到了相当的障碍。在中国大陆，因为长期以来对middle class的习惯译法都是“中产阶级”，它自然会强化人们对“财产”多寡的过度重视，而忽视现代中产阶级或者说新中产阶级的职业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