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当粮食遭遇政治
作者：河 西
粮食、人口与灾荒
中国人口数量在一八○○年前后约为三亿，五十年后，人口数已超过了四亿。尽管古典文献中的人口普查往往被认为可能偏低，但这个数字仍然非常庞大，它所体现的人口规模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稻米虽然不是造成人口过剩的唯一原因，但它使人口过剩成为可能。一七○○年前后，日本的人口已达三千万，如果在欧洲只能养活五百万至一千万，这全靠水稻种植和手工农具的改良向这么多张嘴提供了足以维持生计的卡路里。水稻在亚洲的成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需要付出比种植小麦更多的劳动，但非常高产的水稻保证了高密度的人口所需要的口粮。这种粮食尽管淡而无味，却很能果腹，脱粒后用水一煮就会膨胀（三年自然灾难时的做法是饭蒸熟后加一次水再蒸，让米粒继续膨胀，可见这种粮食的可塑性很强），而且每公顷的稻米所提供的热量要远远超过小麦（按十九世纪的水平也要超出五百八十五万卡），这使得单位面积的水稻种植显示出它巨大的优越性。不了解计划生育重要性的农村男女们在农忙之余以生孩子为乐，他们并不认为，未雨绸缪比放纵情欲更值得赞赏。
在时间上真是巧合吗？当中国人口数刚刚超过四亿大关，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就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危机早已存在，在此之前，一个让乾隆感到棘手的“米价腾贵现象”并未得到有效的解决。清乾隆十三年，敏锐的乾隆发现，全国各地连年米贵，但他经过“反复推究，莫知致此之由”。于是他传谕各省督抚，实意体察，据实陈奏。接过各地的奏折，乾隆采取了核减采买仓谷、特免米豆税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以图平抑米价，但都无功而返。最后，经过十年的统计研究，乾隆才找到了病因：康乾盛世的人口剧增使得社会对粮食的需求也水涨船高，而粮食的总产量却未有实质性的改观。需远大于供，米价自然要顺应市场规律大幅上扬。但奇怪的是，也许是认为人多势众是国富民强的标志之一，乾隆虽然认识到了人口与粮食之间蕴藏着的巨大矛盾，却没有采取有效的、强有力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难题。
清道光十三年（一八二三），全国田亩为七亿四千二百万亩，而人口增至三亿九千八百九十四万二千零三十六口，人均只得1.86亩，清人洪亮吉认为，当时人均有四亩田产才能养家糊口，道光年间的人均数显然已经远低于这个平均值，人口与田亩、粮食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革命只是早晚的事。而且道光年间天灾人祸频繁，一方面是鸦片战争的失败使赔款成为压在人民身上的又一大负累，另一方面，天公不作美，道光二十一年刚过了春节，全国各地因灾荒而要求粮食支援的奏折就如雪片般送往京师，《清史稿·宣宗本纪三》上记载的只是整个道光执政期间发生的灾荒的冰山一角：“是月，赈奉天白旗堡水灾旗户。给江苏江都、丹徒二县水灾仓谷，奉天小黑山站丁，江苏庙湾场灶丁，安徽东流、繁昌二县水旱灾口粮。贷湖北沔阳等八州县卫、湖南武陵县、甘肃金州等五州县水灾籽种，江苏上元等十一县、甘肃皋兰县水灾口粮，山西河曲县雹灾仓谷。”
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这年正值大荒，以广东、广西、湖南等地最为严重，村镇间饥民成群结队，向地主索取钱米，地主武装不仅没有像包公一样开仓放粮救万民于水火，相反大打出手，造成多起流血事件。长江流域湖北、安徽、江苏、浙江四省发生一场百年来最大的水灾，没有被淹死的饥民饿着肚子沿街乞讨，常常以草根、树皮和观音土为食，最后奄奄一息，境况惨不忍睹。这些都为洪秀全的革命理论提供了一个被听众所接受的现实基础。尽管积极赈灾，但为此殚精竭虑的道光皇帝仍然没有阻止太平天国起义在全国成燎原之势，在绝望之中，病入膏肓的道光皇帝迎来了他驾崩的日子，这也许是他逃避罪责的最佳方式，虽然这并不都是他的错，当乾隆对清朝人口听之任之时，当水稻为人口的急速增长提供口粮上的便利时，一切都已经向着这一天走去了。
粮食与政治理想
“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是梁山农民起义者的政治理想，这种理想对于北宋末年并不发达的畜牧业是严峻的考验，很可能是行不通的。太平天国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但推行了半年之后却发现困难重重，天京缺粮到了形势紧迫的地步，无法解决，不得不采取“照旧交粮纳税”政策以求取得粮食来救急，因而暂时未能行平分土地方案。
在现实生活中，粮食常常匮乏，所以即使在理想化的世界中，饿过肚子的人还是会对缺粮心有余悸。在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中，这位异想天开的幻想家一再告诫他的读者：不要浪费粮食。这个乌托邦世界虽然是一个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从而可以“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在粮食方面却依然需要保持“斤斤计较”的优良作风。莫尔要求他们珍惜每人分到的谷物，谷物只能当做粮食，酿酒的原料只能是水果，比如葡萄、苹果和生梨，有时只是将清水当做饮料（里面放一点蜂蜜）。对于城市和郊区的用粮，也是精打细算，事先要有规划，用于粮食再生产和牲畜养殖的粮食，有多余的都要用于接济邻近缺粮食的地区，绝不允许浪费。乌托邦人的总督没有“身上加袍，头上加冕”，和老百姓不一样的地方只在于他手上拿一根谷穗，那就是他权威的象征，而这里的君王比总督档次高一点，也不过手持谷穗做的节杖，头戴麦草编成的王冠，清楚地表明这个国家对粮食的尊重。
莫尔所处的时代限制了他对物质文明极大丰富的想象空间，这和“土豆加牛肉”这种低要求成为苏联的共产主义理想在思维方式上极为相似。在我们的印象中，俄罗斯一直是一个物产比较贫乏的国度，高纬度的光照和积温的不足都使这片辽阔的土地只能成为沙皇流放政治犯的“天然牧场”。但面对贫民窟中那些叫喊着要吃面包的皮包骨头的儿童，克鲁泡特金在《面包与自由》中却乐观地认为，大自然留给人类的财富和人类通过集体劳动所创造出来的机器，足以使一切人得到所需要的面包；如果废除私有制，实行共产共有，经济平等，便可保证一切人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面包会有的”，在电影中，列宁的这句口号温暖了多少个饥饿的胃，似乎思想上的觉悟真的能轻易地战胜饥肠辘辘。但事实真的是这样简单吗？亚里士多德设想过的公共食堂被巴黎公社第一次正式搬上历史舞台，天真的巴黎公社人很热心于面包问题，他们曾经试图养活整个巴黎的人口。在里昂，福协和柯罗·德尔布瓦建立了城市的谷仓，然而要充实这些谷仓所费的款项常常不够。市议会曾努力想收集谷物；私藏面粉的烘面包人也要处以死刑，可是平民仍还缺少面包。
饥饿被认为是旧制度的一大罪证，消除饥饿，吃得饱穿得暖，成了理想社会的最低标准，而善于利用粮食的政治功能，就能为其执政打下坚实的根基。在兵荒马乱的后汉三国时期，一个宗教性的政治组织“五斗米道”不仅没有步太平道起义失败的后尘，反而在各种政权的夹缝中生存下来，最后发展壮大为天师道，和它一开始就采取的粮食策略有关。张修和张鲁是巫师性质的医生，他们医术高明，治愈一名病人就要求他支付五斗米作为酬金。粮食多了，张修和张鲁又建造“义舍”，将粮食积攒起来，到了荒年灾年，就开仓救济灾民，以收买人心，为巩固他们在巴、汉一带的地方政权，立下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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