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当粮食遭遇政治
作者：河 西
在中国的饮食习惯中充斥着隐喻。汤团寓意“团团圆圆”，饺子是元宝在食物领域的流通，而为了祝福一位老寿星长生不老，孝子贤孙会送上寿面和寿桃，面条以其长和瘦（寿的谐音）的外形成了讨口彩的最佳食品。当“小米加步枪”成为根据地抗战的代名词时，莫言用一部《红高粱》证明了，在大米、小米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粮食的抗战。虽然这种杂粮显然没有水稻和小麦那么高贵，它是边缘化的，被人忽视的，就像“我爷爷”和“我奶奶”，然而正是这种不上有钱人台面的粮食较之于那些精面，更没有脱离它们在自然界中的原始血统。红高粱在山野之中迎风起舞，带着远古的蛮荒之气，迎接着前来野合的“我爷爷”和“我奶奶”，也迎接着那些为这片土地而流出鲜血的勇士们。
玉米的命运和高粱差不多，在中国常常和高粱轮作在一块田上。这种原产拉丁美洲的植物是一种产量极高的粮食，它的出现改变了世界各地的政治格局。在欧洲，落魄的欧洲穷人暂时不去管那挑剔的味蕾，以狼吞虎咽的方式拥抱这种印第安人的家常便饭。在革命者的队伍中，玉米意味着被小麦/面包所抛弃的人群获得了求生的机会，他们一边啃着玉米棒子，一边走上街头，向着他们所垂涎的面包和小麦发动新一轮的进攻。
玉米是旺盛的生殖力的象征。一九三三年，萨尔瓦多·达利在其名作《一个女人的回顾胸像》中将两根像阴茎一样的玉米挂在一位裸体妇女的乳房之上，以此来暗示他对女性坚强不屈的征服欲望。同时，玉米低贱的身份又是无产阶级最佳的代言人。玉米成了壁画家迭戈·里维拉（一度担任墨西哥共产党总书记）热衷于表现的绘画题材。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创作的壁画中，后来成为弗里达·卡洛丈夫的迭戈·里维拉刻画了一个革命者中的牺牲者形象，他被埋葬在一片繁茂的玉米地中，玉米则隐喻着土地的生殖力，这是一次土地的革命。创作于一九二三年的《玉米加工》描写的则是最日常的墨西哥生活场景：做玉米饼。在墨西哥，这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在里维拉生活的时代墨西哥到处是加工、出售用玉米面团制成的新鲜玉米饼的工厂。至一九八○年，约有六万一千五百人在玉米面团加工厂或面饼厂工作，这个数字是美国二十三个玉米加工厂雇佣工人数量的四倍，而他们的生活水平恐怕还不到美国人的四分之一。里维拉是激进的左派，这位一度的托洛茨基分子在墨西哥积极鼓吹共产主义革命，在他眼中，玉米加工所代表的贫苦大众的生活样式是他们区别于资本家的主要标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墨西哥的历史就是一部玉米的斗争史，正由于此，里维拉的绘画敏锐地把握住了墨西哥社会的一个令人心痛的触角。
生产和生长在这里获得了统一
墨西哥是玉米这种植物的原产地，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最晚在公元前五千年左右，墨西哥特瓦坎山谷当地的印第安人就已经开始种植和栽培玉米，并于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前后，用玉米和其他植物杂交，使产量大大提高，玉米成为当地人食物来源的主要部分，从而完成了从原始农业到农业革命的过渡。美国学者尤金·N.安德森发现，理雅各在翻译《礼记》中所记述的祭祀仪式（包括使用和供奉的食物）时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那本书差不多列出了周朝享用的所有食物，但却把粟误译成了“玉米”，这可能就是西方人误以为玉米具有两个原产地（一个是远东，一个是美洲）的原因所在，以至于今天，仍有少数植物学者异想天开地相信，在亚洲高原的腹地（世界各种谷物的摇篮）或缅甸，玉米还有另一个神秘的原始传播中心。西班牙学者阿图洛·瓦尔曼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着迷于玉米背后的故事：它的起源就像是一个谜团，它向世界的蔓延也多少有些传奇性，从受人歧视的穷人的口粮到现代西方农产品的王者，玉米征服世界的历史让人目瞪口呆。在《玉米与资本主义》一书中，瓦尔曼在仔细考证后认为：事实上，在中国，玉米的首次确切记载还要等到一五五五年，在湖南省巩县的一本县志（一说是河南）上首次出现了玉米的“芳名”。比较一下就清楚了，哪儿才是玉米的故乡。
玉米并没有保持上帝创造它的时候的体貌特征。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专门讨论过玉米这种世界第三大粮食作物的起源。野玉米最初大概只能算是一种杂草，其穗还没有一个人的拇指甲大。成熟的棒子仅二至三厘米长，约有五十颗籽粒，但苞叶很脆，籽粒很容易散落，所以它们能够在自然界中存活下来。印第安人将它培育成一种长棒子上长满一排排种子的作物。他们彻底征服了玉米，使它变得只有依靠人类才能生存；如果人们不种它，它就会灭绝，因为培植后的玉米已不能散播自己的种子——玉米粒，用瓦尔曼的话说就是：“玉米是一个依赖农民传宗接代的杂种。”
但就是这种杂种为古代墨西哥带来了富裕。玉米代表着墨西哥曾经有过的辉煌，但好景不长，哥伦布打破了美洲的宁静，殖民者的天花让美洲大地的原住民人口锐减，他们从此过上了亡国奴的生活。
哥伦布不仅带来了西方殖民者，而且也于一四九三年第一次到达美洲后将玉米种子带回了欧洲。玉米便以一种植物的方式开始了美洲对世界的征服之旅。这种非常好养活的植物改变了世界各地的植物格局。瓦尔曼研究后发现，在潮湿而人口稠密的西班牙，那里的农业原来举步维艰，玉米的到来让当地农民松了一口气，它很快就成了农业经济中的顶梁柱。在非洲，玉米的巨大产量和热带非洲作物生产的下降和停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在中国，玉米可能是经海路而来，同时也可能取陆路从云南入境。葡萄牙人发现，玉米在热带条件下比其他任何农作物都长得更好，所以他们到处种植，而且经常当其刚刚首航到某一地区时就这样做。由于产量高，甚至在丘陵和贫瘠土壤中也易于生长，玉米迅速地传播开来。正如瓦尔曼所指出的，玉米像一种传染病一样在世界各地的蔓延与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之间有着明显的关系。玉米排斥了其他作物，并使得农场主获得了一个将农场扩大再生产的千载难逢的良机。他们抓住了机会，从而改良了农业的耕作制度，建立起强大的、具有竞争性的盈利性现代企业，最后使自己腰缠万贯。玉米是新现实形成的基础，是社会变革的基础，的确，在错综复杂的资本、权力和历史的交错运动中，玉米为资本主义在世界的传播提供了一个物质的载体，它是各种加工产业的源泉，是雇佣工人就业的重要途径，它为财富的迅速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延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现实世界中，玉米拯救了贫民，但同时，它也成为穷困的表现和耻辱的符号。它是穷人的主食，这种产量惊人的植物让他们在军事独裁者的残酷盘剥下还能苟延残喘。瓦尔曼指出：“玉米生产者和玉米的世界消费由于在政治、社会和物质基础等方面的差别，形成了不同的集团，这正是多元化产生的源泉。不同集团之间某种玉米消费均量的差别可以达到五比一……多元化和资本主义最直接、最紧密的联系是不平衡。”
虽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斯图里亚斯在代表作《玉米人》中将玉米视作传统文化的象征，但玉米并没有停留在过去，它仍在创造历史。正如瓦尔曼所说的，玉米的集团化生产也意味着资本的增值，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着农业上的动力：生产和生长在这里获得了统一。
二○○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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