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电影中的冷战
作者：王 炎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宣传机器一直开足马力，几乎沿着两条相对的意识形态双曲线制造着大量的政治宣传片，双方都认为一部好影片可以敌过战场上的千军万马。虽然这些影片几乎都是再现刚刚发生不久、甚至正在进行的历史，但它们并没有给今天的观众带来多少历史感。在“冷战”结束不到二十年的今天，在哥大IAB大楼十二层的小会议室里，观众并没有体验到世界大战前的山雨欲来、“二战”中的烽火硝烟、“冷战”下的沉重铁幕。相反，大家对片中的历史无法认同，却津津乐道于意识形态宣传片如何扭曲了族群形象，把“冷战”的话题转变成当代美国身份政治的讨论。难道两大阵营的对立已经那么遥远？“冷战”的硝烟完全消散了吗？可仅仅一个月前，美国总统布什对退役军人讲话时，分明充满了“冷战”的火药味：“今天我们的反恐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冲突，而且是二十一世纪决定性的意识形态斗争，它与上个世纪同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有同样的重要性。”（见《纽约时报》二○○六年九月一日头版）
正在困惑不解时，朋友推荐了一篇发表在新一期《纽约书评》上的文章《电影上的“九一一”》，这篇影评给了我一点启示。作者曼德尔松（Daniel Mendelson）是位在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大学讲授古希腊悲剧的教授，他在文章中分析了两部纪念“九一一”五周年的电影：《九十三号航班》（United 93。Paul Greengrass导演）和《世贸中心》（World Trade Center。奥利弗·斯通导演）。这两部片子虽都声称如实再现了五年前的悲剧，但曼德尔松却认为它们不过是“伪现实主义”（phony realism）。因为观众所感受的震撼并不是来自导演和编剧的艺术创作，而产生于观众在观影前对“九一一”事件已有的认识：即因知道银幕上惊心动魄的场景确实曾发生在五年前的现实生活中，而格外同情。
根据多年讲授古希腊悲剧的经验，作者从《波斯人》谈起作品该如何再现历史，这是公元前四七二年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埃斯库罗斯的作品，创作目的是为纪念弱小的萨拉米斯希腊戏剧性地战胜强大的波斯大军八周年，它是现存唯一一部以现实为题材的悲剧。这位曾参加过波斯战争、在战场上失去了兄弟的雅典人，并没有饱含爱国热情地讴歌希腊人的英勇，相反，悲剧家以敌方波斯人的宫廷为背景展开自己的故事。波斯王的母亲在焦虑中等待着信使的到来，结果却等到坏消息。她开始还心存侥幸，怀疑战报有误，最后不得不接受战败的晴天霹雳。一贯自负傲慢的波斯王薛西斯只带着少数几个随从，羞愧地败回宫廷，捶胸顿足地讲述自己全军覆没的惨痛经历。剧作家希望雅典观众超越自己局限的经验去同情敌人的命运，在一个更宽广的视野中观照人类普遍的命运：胜利可能招致傲慢，自负会酿成悲剧。与希腊悲剧相反，两部五周年纪念的好莱坞影片，却把一个有着更加复杂的社会、文化和国际政治背景的悲剧，压缩为一场九十三号航班的乘客与几个歹徒勇敢肉搏以及一个海军陆战队员拯救两个纽约警察的英雄事迹，导演只顾赚得廉价的眼泪而懒得去认真思考。即使片中的细节再逼真，也不能整体性地再现“九一一”这个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世界的悲剧。作为西方文明中的重要传统，悲剧是要超越具体历史事件而去探索普遍意义，而好莱坞却擅长把意义深远的历史简约为肤浅的政治教化。
回顾“冷战”电影，虽然美、苏上个世纪生产了大量的历史片，却没能悲剧性地再现彻底改变了人类命运的漫长的二十世纪。这些影片只专注于宣传近一个世纪的意识形态对垒，却不愿从人类文明的普遍意义上，思考在对抗硝烟中的人的状况。虽然哈里曼研究所期待人们从包容对方的整体视角中，重新理解刚刚走过的世纪，但放映的影片都是在政治权衡和现实目的操控下生产出来的，“冷战”在片中已变得支离破碎，而与会者也只看到了政治脸谱化的族群和意识形态化的观念。“冷战”虽不遥远，但悲剧意识毕竟已经远去。
这个活动或许还有个遗憾，就是“冷战”的另一极——中国没有进入讨论的视野。其实在朝鲜战争后，好莱坞也生产了大量反新中国的影片，如：Steel Helmet（1951）、Fixed Bayonets（1951）、Retreat Hell（1952）、The Bridges at Toko-Ri（1955）、Battle Hymn（1956）、Men in War（1957）、Time Limit（1957）、Pork Chop Hill（1959）、The Manchuria Candidate（1962）、The Chairman（1969）等，这些影片早已沉睡在资料馆里，无人问津，好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但我并不敢肯定在美国公众的政治无意识中，它们真的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二○○六年十月十二日于新泽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