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电影中的冷战

作者:王 炎




  那么,在美国这样一个宣扬个人主义、崇尚言论自由的国度里,好莱坞这个自由主义的大本营为何要紧跟政府的意识形态风标呢?丹尼尔·富兰克林(Daniel P.Franklin)在他的新书《政治与电影:美国电影中的政治文化》(Politics and Film: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Film in the United States)中试图给出答案。他认为由于故事片的投资巨大,故事片的生产往往是顺应市场需求而不是引领市场,因此影片内容往往是强化已经存在的大众观点或行为。这是一种很主流的观点,即把好莱坞电影看作与汽车、洗衣粉、化妆品没有多大区别的娱乐产品,持这种论点的代表人物安德鲁·萨理斯(Andrew Sarris,哥大电影系教授)也认为,故事片如此大的投入使好莱坞只能按照社会要求的政治基调来反映现实。与之相对立的观点如科尔纳(Douglas Kellner)却认为,电影工作者不是资本家而是艺术家,他们基于个人的信念制作影片,而不是只考虑市场需求;所以,应该把电影理解为再现如何构建社会和日常生活的一场斗争;进一步说到好莱坞影人的政治信念,那就是具有犹太化倾向的自由主义。如果用上述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考察“后冷战”的好莱坞,可以说各有千秋,恰好揭示了当代电影工业的两面性。但是如果仅以这两个角度去分析“前冷战”和“冷战”时期的好莱坞影片,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我们已经看到,大战前、“二战”期间和“冷战”时期,美国国家意识形态、政府政策、外交关系和大众文化一同渗透到好莱坞电影中,使得“冷战”影片含有远为错综复杂的元素,需要做更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也许正是哈里曼研究所主办此次活动的意义所在。更有意思的是,这个研讨会提供了美、苏两边再现敌方的影像作品,这会让我们好奇:美、俄观众会如何看待对方和自己在电影这个意识形态媒介中的镜像?而研讨会场里的观众恰好大部分是俄罗斯和美国学者,当然也有一些亚裔、印度裔和非洲裔等不同背景的观众。从他们的对话中,我们会发现对影片还有意想不到的解读。
  在主持人的开场白后有瞬间的冷场,很快小会议室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一位哈里曼研究所的年轻教师举手发言:“我从俄国来,是莫斯科人。我觉得《异国鸳鸯》一点都不真实。这部片子把当时苏联的一些表面现象和流行的肤浅话语拼凑起来,营造一种伪苏维埃社会生活的氛围,但实际上对俄国人的刻画是歪曲的,对苏联社会的描写也没有任何现实的基础。”
  一位操着浓重的俄国口音的老学者打断了年轻人的发言:“虽然这部影片在细节上不够真实,但总体上如实地反映了当时苏联人民的心理状况。片中莫斯科红场游行的那场戏,尤其真实地再现斯大林如何搞个人崇拜和封建专制。正像这部片子所要表达的那样,当时的苏联就是封建化的伪社会主义!”
  又有一名年轻俄裔学者马上起来:“这部片子只能说是比其他战后的好莱坞影片收敛得多,没有把苏联描绘成邪恶帝国,或恶意表现布尔什维克出于邪恶本质,迫害、清洗苏联人民。”
  刚才发言的俄国老学者显得有些生气了:“你们这些年轻人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应该先回家问问父母。斯大林就是一个残暴的独裁者,一个地道的法西斯,本来就很邪恶!”几个上了年纪的观众也操着浓重的俄国口音随声附和,七嘴八舌地数落两个年轻人不懂历史。那两个年轻学者面红耳赤,在下面窃窃私语,会场里乱哄哄的。
  看着俄国人在激烈争吵,一个本科生模样的小伙子几次举手,但没有人注意他,这时再也按捺不住了,大声说:“我想谈谈看法!我们这代年轻的美国人,对‘冷战’不太了解,对俄国的情况也不太清楚,但这部片子实在让我忍无可忍。片中的俄国人都那么呆头呆脑,竟然不知道把鸡蛋藏在衣兜里会挤碎……”
  一个女研究生接着发言道:“作为一个非洲裔美国人,我很喜欢这部影片,幽默、风趣。但是看完电影换位思考,就发现如果把片中的俄国人换成非洲人,我会觉得被冒犯。我想知道在座的俄国人的感受。”两个美国观众显然从族裔出发颇有感想。
  一开始发言的那个俄裔年轻教师回答道:“我觉得还可以忍受,因为比起《洛奇4》等‘冷战’影片来,《异国鸳鸯》还算客气的。片中的俄国人毕竟还有理性,虽然‘新经济政策’和‘五年计划’在方式上很教条、滑稽,但是目标还是为了苏联的强盛、人民能过上幸福生活。而‘冷战’时期的好莱坞电影干脆把俄国人表现得毫无理性可言,因恶而无恶不作,完全不可理喻。”
  应该说明一下,《洛奇4》(Rocky IV)是一九八五年史泰龙导演和主演的影片,该片主人公洛奇与苏联大力士——一个邪恶、愚蠢的纳粹式巨人拳击比赛,美国小子洛奇以智慧和人格最终战胜了“北极熊”。这部以爱国主义、民族精神为主旋律的影片曾获得巨大成功,它象征美国必将战胜苏联这个庞大的“黑色帝国”,也标志着“冷战”影片的高潮。
  还有一位三十多岁的保加利亚女学者发言说,在苏联时期她父母都是保加利亚外交官,儿时曾随父母多次出访西方。父母根本不像《异国鸳鸯》中的女特使那样被政治洗脑,不近人情,相反他们与西方政府打交道很自如,因此认为意识形态并不能改变人性。
  从这些角度不同的对话里,我们发现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上一代俄国移民(也包括在美学习和工作的短期移民),会与年轻一代在历史记忆上发生如此深刻的分歧?这不是特殊的个案,在许多来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移民中,这种现象颇为普遍。
  上一代俄国移民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垮台前后离开祖国的。当时历史已宣告“终结”,西方阵营取得了“永久的”胜利。苏、东移民义无反顾地投入“自由世界”的怀抱,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意识形态无限憧憬,对新生活充满了浪漫的幻想。这一代移民对自己祖国、民族的历史持激进的批评态度,力图通过与过去决裂来融入“新世界”。控诉斯大林主义、清算苏联的政治遗产,成为这代移民身份认同的重要历史资源;同时,遭受政治迫害和专制压迫的个人经验也逐渐转化为移民的集体记忆。但时过境迁,他们的儿女们在“冷战”的硝烟散去后成长起来。在这代人的眼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二元意识形态已缺乏实在的历史内涵,与之相对照的是,民族身份在美国这个族群多元的社会中更显重要和切身。他们无法接受上辈人与自己过去的决裂,他们发现其他族群并不认可这种“划清界限”,恰恰是俄罗斯的过去——无论是沙皇俄国还是斯大林的苏维埃俄国——都构成了他们身份的基础,让俄国移民成为具有鲜明特征的亚文化群体;也使得他们有可能在这个族群竞争、制衡和融合的移民社会中,得以安身立命。所以,新一代俄国移民知识分子自觉地把自己作为俄国历史的延续,而不是断裂,冷静正视苏联时期的问题,这使他们与激情燃烧的父辈们无法分享民族的记忆。
  年长的俄国人与年轻人争论不休,主持人妮波姆亚士奇教授想结束这次活动,她用总结性发言调解双方对立的观点:“《异国鸳鸯》有意用恋情和人性来淡化美、苏对立的意识形态,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片中似乎没有一个反面人物。但其实在所有人都不注意的地方,有一个真正的反角,那就是只在片头出现过几秒钟的饭店大堂领班——一个委琐、邪恶的犹太人。所以这部影片是反犹的。”大家一头雾水,影片从未交代那个出现仅三秒钟的领班是犹太人,也没有丑化这个滑稽的小角色。女主持人因个人的族裔背景而对犹太形象特别敏感,才做此判断。一次研讨美、苏电影中的“冷战”的活动,竟变成了一场美国族群身份的讨论,这恐怕是主办单位始料未及的吧。
  

[1]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