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成为中国那一代的知识分子
作者：葛兆光
现在，看到何先生讲述他从北京的师大附中，到云南的西南联大，再回到北京的“革大”，仿佛那一天和我父亲的谈话仍在继续。
亲历历史：那一代的人和事
慢慢地看这份珍贵的口述资料，好像随何先生重新行走在那个时代的历史之路上。
这个历史之路好像很熟悉，又好像很陌生。之所以熟悉，是因为它千百次地出现在我们各种的历史书里。何先生求学的时代，正是中国最痛苦的时代，“五四”退潮以后的中国是一连串的战争，军阀互相打，国共也在打，日本人打进来，把中国变成一个杀戮场，八年抗战刚刚结束，中国又成了另一个大战场，杜甫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可是，那个时候的烽火岂止是连三月，简直是连了几十年。不过，这个烽火岁月是我们的历史记忆和历史叙述筛选后的简明大纲，可历史并不仅仅是“大纲”，正像何先生评论西南联大历史书的编纂一样，有时候历史被写得就像“注册组的报告”，让我们看不到真正的生活，其实在生活世界里，毕竟不仅仅有烽火和杀戮，因此，当我们随着这些亲历历史的长者进入细节，历史便好像变得陌生起来，仿佛另有一个我们没有见过的时代。
在何先生的往事记忆中，那个时代，不仅有北京从军阀的“五色旗变成青天白日满地红”，有“一二九”那一年多雪的冬天，有北平中学里的尊孔读经和白话教育之争，有那个时代中学生“无事乱翻书”的愉快，还有短暂平安时期看西洋电影的震撼。尽管他事后想起来，最好的读书日子，只有“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但是，就在这一样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三年和流离颠沛的七年中，毕竟他还有读《莎氏乐府本事》、《格列佛游记》的时候，还有“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的时候，还有自由选修诸如郑天挺、陈福田、沈从文、钱钟书那些风格各异课程的时候。也许，那只是历史的细节，可是正像现在流行的一句话“细节决定一切”一样，看到历史的细节，常常会反过来，让你更加理解历史的脉络和轮廓。
这份口述历史之所以对我们很重要，还因为有很多已经进入历史的人物，随着何先生的回忆，又从历史里面走了出来。记得前年夏天，父亲谈起他在闽北山区流亡时的暨南大学生活，对于我，好像就陌生一些，因为毕竟他是学国际贸易的，他身边的那一圈人，我大多不熟悉，只是听他谈起何炳松先生，让我对这个《新史学》的翻译者有一些新印象。何兆武先生是历史学家，又远比我父亲的阅历丰富，他的记忆中有一团热情的闻一多、有民主人士张奚若、有战国策派雷海宗、历史学家吴晗、有哲学史家冯友兰、逻辑学家金岳霖，有“中国通温德，白俄噶邦福”、有化学家兼教育家曾昭抡，当然，还有他看到的和大多数人印象不同的殷福生（海光），更有他一生都引以为荣的朋友王浩。这些我们文史领域中人耳熟能详的学者，就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为我们重构了那一代学术和文化的历史，也为我们重建了何先生求学时代的文化环境，让我们知道何先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中成为知识分子的。
让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在他回忆和王浩交往的那一段里与王浩关于“幸福”的讨论，也许，这是理解何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钥匙：
人是为幸福而生的，而不是为不幸而生，就“什么是幸福”的话题我们讨论过多次，我也乐得与他（王浩）交流，乃至成为彼此交流中的一种癖好。他几次谈到，幸福不应该是pleasure，而应该是happiness，pleasure指官能的或物质的享受，而幸福归根到底还包括精神上的，或思想意识上的一种状态。我说，幸福应该是blessedness（赐福），《圣经》上有云：“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可见“福”的内涵是一种道义的，而非物质性的东西。他说，那么宗教的虔诚应该是一种幸福了。我说，简单的信仰也不能等同于幸福，因为它没有经历批判的洗练，不免流入一种盲目或自欺，只能是沦为愚夫愚妇的说法。一切必须从怀疑入手。于是我引了不久前看到的艾略特的一段话：“There is a higher level of doubt，it is a daily battle.The only end to it，if we live to the end，is holiness. The only escape is stupidity.（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怀疑，它每天都在不断地［与自我］战斗。如果我们能活到有结果的那一天，它唯一的归宿就是圣洁，唯一的逃脱办法就是愚蠢。）”他听了非常欣赏。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是一种“dunch leiden，freude（通过苦恼的欢欣）”，而不是简单的信仰。
据说，何先生与王浩之间有过多次讨论，“每次谈论总是他说服我，这一次我说服了他，不禁心里一阵快慰”。那么多年以后，他仍然记得那一次谈论，说明这一观念在何先生心中根深蒂固到什么程度。
幸福：什么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
除了这一次和王浩的谈话中，说到“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把幸福看成是追求理性的超越和超越的理性外，我注意到，何先生在口述自传中，还特别反复郑重地再次提起“幸福”一词，他说那时他曾想要写一本《幸福论》，他觉得，人是个复杂的动物，不能单纯从物质角度衡量，或者单纯用金钱衡量，是不是钱越多就越幸福？好像并不是那样，毕竟人所愿望的是幸福，而不仅仅是物质或金钱的满足。在一处他又说，“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在另一处他再次强调，“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的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也就是说，个人的幸福和整个社会的幸福是密切相关的。我想，对于理性始终的追求和对于社会始终的责任，也许是我们同情地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关键。生在中国已经不再是天朝大国，而是积衰积弱的时代，何先生他们那一代人在战乱中一边上学，一边观察社会，上学也许既是一个学知识，成为有技术的专业人员的过程，可也是一个成为有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的过程。
何先生回忆中有一段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对日本的仇恨非常强烈，我想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会有这种感受了，也可以说，对日本人的仇恨是我们这一代人难以了却的情结。比我年轻一代的，也就是解放以后一直到‘文革’时候的中小学生，他们大概也有一个情结，就是对个人崇拜的情结，一听到伟大领袖，马上泪流满面，我想现在一代的青年人恐怕也没有那种情结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情结，我们那时代情结就是仇恨日本。”这当然不是一种狭隘的仇日情绪，其实应当理解为对民族命运的普遍焦虑，现实的危机，加上自从一八九五年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签订以来，直到一九三一年的东北沦陷，再到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变”，这一次次的受辱，自然积成了这种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