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成为中国那一代的知识分子
作者:葛兆光
何先生在回忆西南联大的生活时,说到日本轰炸时的梅贻琦和吴晗,“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比如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让我觉得太有失一个学者的气度”。而这种气度或者风度,需要长期的修炼和熏染,也需要一个人对一切置之度外的胸襟。
结语
《上学记》谈到一九四九年便戛然而止,这让我觉得很遗憾。
前半生上学的过程,保留在何先生的记忆里,而进入绝大多数读者记忆中的,却是后半生的何先生。何先生曾参加过侯外庐先生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的写作,他自己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思想史》,不仅有中文本还有英文本;对于西方历史学理论和方法,他有精确的评述,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历史与历史学》中就记录了他在这方面的思考;他翻译的许多西方古典,更是影响了一代甚至好几代人,像我印象最深的就有《思想录》、《历史的观念》、《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等等;对于明清两代西洋传教士来华的历史,他也有自己的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论》就广泛讨论了自徐光启到李善兰,明清两代中国与西洋的文化接触。可惜的是,这些在《上学记》里面都没有提到,我曾经向何先生建议把口述历史继续下去,何先生笑而不答。
同住清华,常常看到何先生骑着自行车来往照澜院和普吉院,觉得他真是很健康,从心里为他高兴,有时候和何先生遇见,也只是寒暄几句。可是,当我写这篇小文的时候,何先生因为偶然病恙,却两次住进医院,让人察觉到他已经八十五岁了。八十五岁的老人,那一生经历该是多么丰富而复杂,前些天,我和何先生的学生彭刚一起去医院看望他,被医生命令不准下床的他,手里正拿着《资治通鉴》,看到这一幕,不知为什么我却有一种奇怪的联想,如果说,《资治通鉴》记载的是古代中国的整体历史,而在拿着《资治通鉴》的何先生身上,却是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具体历史,在这个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整体历史和具体历史之间,该有多少故事?
走出医院,我想起了《上学记》里面的一段话:“‘二战’的时候,我们真诚地相信未来会是一个光明的、美好的世界,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世界,一个繁荣富足的世界,好像对这些完全没有疑问。”这是一个追求理性和光明的知识分子一生的信念吗?这种信念是否就是支持他一生乐观对己和善意待人的基础呢?
二○○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初稿二○○六年三月七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