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作者：王芝琛等
王芝琛（王芸生先生哲嗣）：王芸生一九三二年在《大公报》开设“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的目的正如专栏眉题上的十六个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在一九三一年他开始编撰工作时，正好赶上清废帝溥仪离开清宫，清代历史档案得以公开，其中清朝与外国列强的外交文件很多很丰富，尤为难得。王芸生称自己是“史运亨通”。
这个专栏很早就受到日本军政界的关注，在短时间内就有了两个日文译本。专栏结集出书后，蒋介石阅读并高度评价了这部书，并在一九三四年请王芸生上庐山授课。这部书当时也传到了延安，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一九五七年周恩来嘱咐王芸生抓紧时间重新整理这部书出版，终因反右、“文革”的原因而没能实现。一九七二年田中角荣访华，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两次提到《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毛对周恩来说：“应该让王芸生参加接待活动。”几天后，王芸生离开了“斗私批修学习班”回到家中，不久后被任命为中日友好协会的副会长。他自己说：“是这套书让我多活了几年。”外部环境的改善也给他重新修订这部书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在他去世前，《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版由三联书店陆续出版，实现了晚年的夙愿。
沈予：我个人研究侧重近代中日关系，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集体撰写了一部《日本侵华七十年史》，我是参与者之一，工作中便以《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作为重要的参考书之一，因为它的内容非常丰富、系统，有大量的史料。我们从这部书中得到了很多启示和重要的史料。我自己撰写的《日本大陆政策史》，除了使用日本的档案之外，民国初年的中国档案不少采用王老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的史料，比如当年中国驻日使馆、驻俄使馆的档案，尤其是袁世凯帝制自为那个时期的材料。这部书中所保存的第一手文件是十分珍贵的。
我认为王芸生先生的这部专著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一部系统研究中日关系史的论著，也是一部翔实地研究日本侵华史的科学专著。有人说王先生开启了中国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先河，我认为这个评价是合适的。
“一二·九”运动前后，鼓舞中国民众起来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文件有两个：一个是“田中奏折”，一九二九年由南京《时事月报》披露出来。“田中奏折”揭示日本新大陆政策的总战略是：“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九一八”事变发生，国人认识到日本的图谋正是如此。第二个有力的宣传文件就是一九三一年以后《大公报》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和后来推出的单行本，因为这个专栏非常具体而系统地叙述了六十年来的中日关系，有大量的日本侵华史实原始资料作依据，有说服力，在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
从学术上看，这部著作的特点是大量使用了档案、原始资料。如日本的第一手资料《日本外交文书》、陆奥宗光外相的《蹇蹇录》，中国资料有故宫的档案、李鸿章文集、翁同日记等，都是很扎实的史料。他说：本书根据档案，“不加剪裁，纯任文献自身说明真相”。这是他治史的思想。这部书还解决了一些历史上的疑点，比如日本禁止中国修建与南满铁路相平行的铁路线，他们向英美说，一九○五年日中就此事有“秘密议定书”，王先生在书里写了一篇揭露日本谎言的专论，说明北京会议上日方提出此议，中方未允，记入“会议记录”，待日后解决，并没有所谓的“秘密议定书”。
王新生：我的研究侧重点主要在战后日本历史，今天主要从宏观的角度谈一点我的感想。现在正值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三联书店再版这部书，对认识日本、认识中日关系、认识东亚未来均具有重要意义，其意义概括起来有三点。
第一，有助于认识中日两国关系的过去。王芸生先生在书中的相关分析对近代以来日本的大陆政策、对中国的侵略过程具有重要的揭示作用。尽管日本在一八七一年与清政府签订《中日修好条规》，但仍然以欧美列强的殖民扩张方式对待东亚邻国，因而在一八七四年发动“征台”战争、一八七五年挑起江华岛事件、一八七六年与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一八八二年引发朝鲜壬午兵变、一八八四年参与朝鲜的甲申政变、一八九四年发动甲午战争等，直到一九三一年发动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的战争。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一步一步地对中国大陆进行侵略扩张，每一步都为下一步侵略扩张埋下伏笔。
第二，这部书对于现在我们认识日本对华政策具有借鉴意义。中日两国关系正处在一个比较麻烦的时期，而且日本仍在步步紧逼。如果我们总是怀着善意去理解日本的许多做法，并不能得出合理的解释。一九七四年王芸生访问日本，已看出美国扶植日本对抗苏联和中国的意图。实际上，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第一次转变是在一九四八年，即从非军事化、民主化转向扶植日本经济自立。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第二次转变发生在一九五○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扶植日本成为了反共前哨阵地。一九七二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在当时友好的氛围下，王芸生仍在一九七三年写了一篇有关“保钓”的文章，这在大陆是第一篇“保钓”文章——这篇文章到一九九六年才得以正式发表。王芸生先生通过撰写《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部书，对日本这个国家的战后发展也具有相当深刻的认识。
第三，这部书对研究未来中日关系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直到今天仍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就在于其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即运用第一手资料分析中日关系，从而能够准确地认识、把握中日关系的现状与发展。今天研究日本问题的人不少，出版的论著也很多，但能够超越前人水平的著作并不多见。在日本学者提出的近代以来外国人研究日本的一百部名著中，中国人写的有三部，即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周作人的《日本论》和戴季陶的《日本论》，而这三部书并不能帮助我们认识现在的日本。我们的学者应该运用王芸生先生的实证研究方法，对日本这个客观对象进行冷静的分析，这样才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个非常令人关注的邻居。
金熙德：我认为这部书是站在三十年代时代思想前沿的一部专著，除了治学严谨之外，考虑到当时对日妥协的政治环境，王芸生不为所动，治学是很有勇气的，令人敬佩。遗憾的是，日本人读了这部书也从未停止对中国的侵略，中国人读了此书也并未吸取任何教训，历史正是朝着王芸生所分析的方向发展。这八卷本揭示出来，中国的落后衰微，一个方面在于国力，国家贫弱得连民族的元气也没有了，另一方面在于政府，那样的政府根本无法依靠。
谈到当前的情况，可以说过去的历史进程还没有结束，从狭义上讲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并没有结束。中日关系的主题仍是历史问题。对这段历史的体验和认识，日本人和中国人完全不一样，从现在来看，这种历史观的差异很难有大的改变了。中日两国“历史问题现实化”与“现实问题历史化”已形成恶性循环，问题的严重性正在于此。从一九七二年以来中国政府工作的核心就是“把历史问题当作历史”，但看来不行，因为中日关系不单是中国说了算的。最近的情况是，中日关系不仅仅是两国政府的事情，两国民间的力量也参与进来，中国政府要照顾到民间的声音，而恰好现在也正是日本右翼势力最猖獗的时候。日本右翼的“新理论”层出不穷，如“中国的反日教育造成中日两国关系紧张”等等，许多日本人都相信，中国需要花费很多精力去澄清。我认为中国的对外关系如果出问题，还是会在中日关系中，这一点应认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