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作者：王芝琛等
这套书提供了系统的知识，因此具有很大的“生产性”——具体说就是能够让读者以此为基础重新思考许多问题。我通过阅读就开始怀疑某些本来习以为常的观念或者历史表述。首先是中国“抗日”的起点问题。“八年抗战”的说法本是人们习以为常的，所谓“八年”是从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变”算起。后来把起点前移到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多出来七年，又说是“十五年抗战”了。但是，王芸生先生告诉我们，日本武力侵略中国是从一八七四年进攻台湾、占地杀人开始的。同时，以高山族人为主的台湾同胞进行了英勇抵抗。就是说，中国的“抗日战争”虽然是从一九三一年或者一九三七年开始的，但中国人的“抗日”早在一八七四年就开始了。我想，如果把一八七四年作为抗日的起点，不仅能够更全面地显示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还能够说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第二是“中日友好”问题。在近代以来日本残忍地侵略、祸害中国的历史基础上，怎样的“友好”能够建立起来？我们已经习惯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建立起来的“中日友好”，仔细想来，那种“友好”缺乏国民层面的真实性，缺乏历史基础，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操作，或者说不是一种国家关系的常态。现在，历史问题转换为现实问题，两国老百姓各自发出心底的声音，“友好”就崩溃了。今后如何重建中日关系，建立怎样的中日关系，是必须思考的问题。第三是对于“八一五”的表达问题。对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日本投降，在日本有两种表达，一种叫“终战”，一种叫“败战”。我本来以为这种区别表达的仅仅是日本人不同的历史态度，现在看来并没有这么简单。可以说，两种不同的说法也表达了日本与中、美、苏国家关系的差异。“二战”中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一员，逻辑上反法西斯阵营的胜利就是中国的胜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确实是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问题显然还有另一面。中国的“胜利”与美国或苏联的“胜利”大不相同。美国是在攻占冲绳、扔了两颗原子弹、轰炸东京之后胜利的，苏联是在出兵中国东北、扫平日本关东军之后胜利的，而中国胜利的时候国土还处于分裂为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状态，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还在日军控制之下，共产党政府还在黄河西岸，国民党政府还在遥远的重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抗战胜利”其实是“抗战结束”——因美苏出兵痛击日本，中国的抗战得以结束。“胜利”值得庆祝，而“结束”值得反思。
从王芸生的这套书中可以看到一个事实：清政府腐朽无能、将统治集团的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是导致日本入侵的原因之一。在这个意义上，侵略与被侵略实质上构成了“制度的共谋”。腐朽的制度不仅阻碍民族发展，为异国入侵提供可能性，并且在关键时刻出卖民族利益。张季鸾在一九三二年为该书写的序言中痛感“国家之可危可耻”，王芸生本人在一九七九年所写的《修订导言》中引用马克思的观点批判反动政府为了阶级利益而牺牲民族利益，都说明了这一点。后来蒋介石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都是把统治集团的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为日军的长驱直入提供便利。“八一五”之后又“下山摘桃子”、“劫收”甚至发动内战。近代中国国家内部的不同政治势力如何被日本军国政府分化、利用，如何被日本军国政府用于对中国的侵略，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反省的问题。知耻近乎勇。只有这样，才能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接受历史教训，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金以林：一九九五年，我因工作需要曾认真读过一遍《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时间过了整整十年，可以说研究这一时段的中日关系，至今还没有一部学术著作可以超越王先生的大著。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唯一一次彻底的胜利，虽然这一胜利不排除有外部因素，但不可否认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赢得了一次历史性的胜利。尽管由于美国和苏联的参战，加快了日本的投降，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抵抗，又何尝不是为全世界人民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贡献出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今天，我们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时，绝不应该轻视中华民族为此做出的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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