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世界》札记
作者：格 非
《世界》的故事发生在北京，有趣的是，影片中却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北京人。一群山西人蛰居在京城西南一隅的世界公园之内，他们的生存与所居住的城市之间本应具有的种种联系都被人为地切断了。导演对于“北京”这个特殊地域的文化符号采取了有意规避的姿态（影片中曾出现过一次天安门广场，但在镜头中一闪而过），甚至连人物对白也以山西话为主，间或夹以温州话、俄语、标准或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一群外地人在北京的生活故事却与北京没有什么关系，的确耐人寻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故事是发生于北京、太原、深圳还是巴黎，也许都无关紧要。
与贾樟柯的早期影片不同的是，在《世界》中，人物生存的具体可感的社会学背景被抽空了，影片的叙事自始至终都有一种高度抽象的叙事氛围。另外，导演刻意地将人物活动压缩或局限于一个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中，比如地下室、旅馆和酒馆以及世界公园的景区和舞台等等，叙事者和人物的视线亦受到严格的限制。与贾樟柯的《小武》和《站台》相比，《世界》的叙事相对流畅，故事也相对完整，但依旧残留着“纪录片”的叙事格调：故事主体虽不乏戏剧性，但却浅尝辄止，不时为大量“散点式”的共时性场景所打断，而且本来极富戏剧性的情节冲突（比如成太生和赵小桃、廖姓女子之间的三角恋情）也被导演故意淡化。
影片中人物的情感表达也受到“客观叙事视角”压抑性的屏蔽：当赵小桃在成太生的手机上获知他不忠的真相后，始终一言不发。她是如何面对这个残酷的真相的，我们不得而知；老牛和小魏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貌似黑社会教父的老宋到底在干着什么样的勾当，他为何让太生去太原，作者也都语焉不详。故事肌理的所有皱褶都被熨平了，就连男女主人公出人意料的死亡也被处理得十分冷漠，未做任何悲剧性的渲染。
以我之见，《世界》是一个没有背景的故事，人物没有来历，没有过去，当然也不可能有未来。他们所有的只不过是“现时性”的破碎生存纪录，每个人都封闭在自己命运的惯性之中，犹如卡夫卡笔下的那只甲虫，通过类动物的感知触须打探着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与其说这是导演叙事或风格上的别出心裁，还不如说源于贾樟柯对当下现实和文化状况的深刻洞见。
伪背景
不过，贾樟柯毕竟不是卡夫卡，《世界》亦不是《城堡》的翻版或投影。卡夫卡习惯将世界变成抽象的寓言，而对于贾樟柯来说，《世界》所表现出来的抽象性恰恰就是最具体的社会现实本身，而且越是抽象，就越是具体。人物生存的传统社会学背景被抽空之后，导演在其中加入了另外的填充物，这个填充物就是“世界”——人们正在面临的这个世界本身令人不安的真实悖论。它是受到局限的人物所感知的存在生态。
我把这种带有虚幻色彩、被文化化的背景称为“伪背景”。尽管我知道，我这么命名从逻辑上来说不能免于质疑，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伪背景”也可能是真实的。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这个看似无形却又无所不在的背景之中。这是一九九○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在国际化、全球化进程中被政治和日常语言建立起来的想像性背景，它迫使我们不得不严肃地去面对所谓的“真实”和“虚拟”之间最危险的分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影片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无一例外地受制于这个背景而不自知。在贾樟柯看来，这才是影片真正的悲剧性内核。应当说，影片中的每个人都表情压抑、面目阴郁。他们对于自己在这个国际化舞台中所处的糟糕位置并非一无所知，但他们所有的骄傲和自豪也都来自于这个背景的支撑，并受到它虚幻的慰藉和装饰，这与他们真正的生存处境相比恰好构成反讽。
影片主人公之一的成太生，只有在向游客和那些地位明显低于自己的淳朴老乡如数家珍地介绍世界公园景点，诸如埃菲尔铁塔、伦敦塔桥、大笨钟、曼哈顿的双子星座时，才会觉得像个人，脸上才会流露出难得一见的自信和得意。在这里，“不出北京，走遍世界”的虚拟的自豪感和已经变味的世界公园职员身份优越感，以及国家现代化的叙事想像，特别是自己置身于世界重要核心的虚幻意识紧紧缠绕在一起，仿佛所有这一切就是他的最大的生存资本，或者说，生存的全部内容。
当然，这种自豪感一旦受到稍稍真实一点的真相的考验，它的脆弱和不堪一击就会立即暴露无遗。当廖女士办下护照，准备前往巴黎之时，成太生那种小地方人的自卑感立刻沉渣泛起。他用复杂而暧昧的语调对廖女士说:“要不先到我的世界公园看看？我那里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凯旋门应有尽有。”
廖女士笑了起来，说了一句颇有深意的话：“可就是没有我丈夫居住的地方。”
成太生接着问：“你丈夫住在哪儿？”
“Beleville。”廖女士答道。
这段对话在影片中并不显眼，却意味深长。
同样的例子，赵小桃在俄罗斯女演员安娜辞职前，两人有过这么一段对话：
安娜：你知道吗，桃，我要走了。我要去做另一份工作，可我憎恨它。
赵小桃:没事的，到了圣诞节，公园就会放焰火，可漂亮了！你一定要拍照，我来给你拍。
在这里，安娜为了去乌兰巴托寻找自己失踪的妹妹，来中国挣路费，而且已届中年，却不得不去干另一份挣钱更多的职业（妓女），心中的苦闷和悲伤可想而知。可是对于赵小桃来说，她在没有弄清楚对方苦闷的根源以及辞职背后的真相的时候，就以她天性的善良来安慰对方：没事的，她这样说。而且她安慰安娜的惟一理由就是世界公园圣诞节的焰火，仿佛在焰火前拍张照，就可以包治百病，驱散一切忧伤。而且，这个细节也会使观众联想到，在赵小桃本人面临类似境遇的时候，她就是习惯于这样来安慰自己的。而且，他们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身上衣衫单薄，从季节或时间来看，圣诞节还很遥远，她几乎不假思索地想到了圣诞节的焰火，由此可见，它作为一个安慰剂，在赵小桃的生活中有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在《世界》中，人物的一举一动居然都带着某种“国际化”生存的特征（一方面是土得掉渣的外地农民，一方面是令人炫目的“国际化大舞台”，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强调，两者的相遇已经具有喜剧感了）：赵小桃与俄罗斯女演员朝夕相处；她与前男友的见面居然也是因为前男友在前往乌兰巴托的途中经过北京；我们虽然不知道老宋的非法窝点经营着什么“买卖”，但他屡屡敦促合伙人之一的成太生帮他弄几本假护照，似乎他的业务也与非法移民和国际劳工相关；廖女士的丈夫在巴黎的唐人街，而且她本人也在申请去法国的签证；甚至，就连赵小桃受到某公司老总的引诱时，对方开出的交换条件居然也是帮她办本护照，然后带她去香港参加国际珠宝展。
当然，在所有这些国际化的背景中，世界公园无疑就是他们最大的舞台。
世界公园的符号功能
天知道贾樟柯是如何找到“世界公园”这一符号的。在影片中它的功能和寓意所指极其复杂，也极富象征性。首先，它是个体工作或居住的一般性场所，镜头前的人物在这里挣钱、生存或死去。其次，它是一座桥梁或中继站，沟通了人物的地域性和国际性，并给予了他们极大的文化想像空间。再次，世界公园本身只不过是一个符号，并不是真正的伦敦和巴黎，也可以说，它只是一个赝品。可是这个赝品把它的虚幻之光投射到了在这里生活并迅速角色化、进而产生认同感的个人身上，仿佛也使这些人物具有了赝品的性质，从而赋予了他们强烈的不真实感。
当公园保安成太生骑着一匹高头白马踌躇满志地在夜色中巡游的那一刻;当赵小桃身穿崭新空姐制服坐在废弃的图-154客机的机舱里的时候，会不会出现哪怕一刹那的眩晕？这其实也是我们每个身处当下社会的个人可能会有的眩晕。在这里，虚假本身就是真实。人物的真实生活仿佛突然具备了某种表演性，反过来说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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