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世界》札记
作者：格 非
另一种真实
一个名叫“二姑娘”的小伙子从山西来到世界公园，投奔他的老乡成太生和二小。身为保安的二小在昔日的伙伴面前，滔滔不绝地介绍起伦敦塔楼和英国的大笨钟，可是“二姑娘”似乎对这些介绍没有太大兴趣，他打断了二小的介绍，突然问道：
“二小，你在这里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二百几。”
“二姑娘”追问道：“二百一，还是二百九?”
“这是商业机密。”
“你身上的那件衣服要钱吗？”
“你说当兵的穿衣服还会要钱吗？”
对“二姑娘”来说，似乎“二百一”与“二百九”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经济学数字，他处于社会底层的生存状况，观众当然会一目了然。而对于二小来说，他对自己略好一点的“身份”所产生的自鸣得意，则更具有某种反讽性，令观众唏嘘不已。
随着剧情的发展，“二姑娘”在一次夜晚加班时，死于事故。临终前，留下了一张写在香烟纸上的借钱欠条。“二姑娘”死后，他的父母从老家汾阳赶来处理后事。他们呆坐一边，面无表情，既不悲号，亦不流泪。当太生将一摞公司赔偿款交到父亲的手中时，老人漠然地解开衣服的领扣（特写镜头在这里给人的感觉是，他似乎早己盘算好了放钱的地方和步骤），将钱分三次，装入衣兜，然后在衣兜外按了按。整个过程中，没有一句台词。
在这里，贾樟柯的叙事为我们突然敞开了一种真实。导演对所谓底层人的生存状况未做过分渲染，而是从一个个侧面，让观众去发现这种真实的残酷。
不论是“二姑娘”，还是他所羡慕的赵小桃、成太生，他们的生存状况毫无疑问具有相似的性质，只不过后者经过了装饰、受到虚假的慰藉而已。正如前文所述，这种装饰一旦接触到个人具体的生存状况就显得极为脆弱。成太生的确有些类似于卡夫卡《城堡》中的那个K，他的悲剧不在于他的目标（挣一大笔钱，让赵小桃过上好日子）根本无法实现，而在于他在实现这个目标过程中的雄心勃勃。赵小桃最后的死，其原因正是因为没有自己的住房，在朋友的借住屋煤气中毒从而酿成祸端。
除了物质和经济的煎逼之外，《世界》也触及到了更为深广的真实层面。比如说，成太生在得知“二姑娘”的死讯后流露的愤怒和悲伤，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许是因为他的“乡情”未泯，也许是源于同处底层的惺惺相惜；而当安娜在夜总会的盥洗室与赵小桃不期而遇时，两人的抱头痛哭似乎给这种“底层命运共同体”赋予了某种国际主义色彩。
我认为，在《世界》中，最重要的真实却是主人公对于“真实”的感知和思考。当赵小桃终于决定将自己的身体交给成太生的时候，她说了这样一句话：
“太生，你可不能骗我，我就剩下这点资本了。”
出人意料的是，成太生没有给她任何安慰和许诺，只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你什么人都不能相信，你只能相信你自己。”
很显然，成太生这个人物形象已经远非“小武”一类的外在边缘人可以比拟，他在更大程度上融入了这个社会，对于这个世界的内在真相已建立起了相当清晰的概念。赵小桃也是如此，她在得知太生与廖女士的关系后，不发一言，似乎也在暗示我们，她对这个结果早有预料。另外，她一次次地拒绝成太生的性要求，从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自己对这个真相的直觉。
贾樟柯的野心
《世界》犹如一个巨大的容器，贾樟柯将自己对于当下现实充满警觉的观察和复杂思考一股脑儿地装了进去。在《世界》中，贾樟柯式的诡异辩证法比比皆是，令人目眩，也发人深省：外地人与北京；地域中国与世界图景；真实与虚假；封闭性与开放性；纪录与虚构；具体和抽象。诸如此类。
他的叙事向我们充分展示了宽阔的文化视野、对现实的分析和整合能力，特别是他洞幽烛微的敏锐，也显示了他试图从整体上把握一系列社会文化问题的巨大野心。这样的野心在目前的中国电影界已难得一见。
顺便说一句，中国电影界在新时期以来刻意营造某种“世界”性视觉幻境的发展进程也的确到了该反思的时候了。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电影追逐世界性娱乐市场的步伐显然在加速，这一进程对中国自身经验和现实问题的遮蔽也同时有强化的趋势。而且，最近一个时期，一贯以“独立制片人”自傲的年轻一代电影人也开始纷纷加入这一行列，令人感慨不已。作为艺术家的电影作者们在抢占国际电影市场、扮演票房英雄、创造消费奇迹的动机驱使下，像廖女士的成衣作坊那样满足于复制和再复制，并提供廉价的娱乐品，他们似乎忘记了，电影自从它被发明出来的那一刻起，除了娱乐之外，本身就是严肃地表现和思考人类基本生存境遇和经验的重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是一个适时的提醒，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中国电影史纪录。
由于这部影片采取了相对客观化的叙事视角，对于那些缺乏耐心、被好莱坞或仿好莱坞式电影作品的甜腻风格弄坏了胃口的观众而言，要准确理解和把握这部作品的内涵，显然并非易事。应当说，影片的叙事有时的确留有先入为主的概念化痕迹，一些细节的分寸处理亦不免躁进，另外，影片的片名在我看来也略有疑问。
但我丝毫不会掩饰自己对这部影片的喜爱，事实上这也是我近二十年来惟一一部看过两遍仍觉意犹未尽的中国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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