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文化转向与地理学
作者：唐晓峰
英国地理学家约翰斯顿，在其有名的当代地理学评述著作《地理学与地理学家》第五版中，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人文地理学发展正名为“文化转向”，明确列为一章。新近出版的由西方文化地理学骁将邓肯等人主编的《文化地理学读本》（A Companion to Cultural Geography，2004）中，拿出两章，专门研讨“文化转向”。西方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化转向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思潮为理论基础，以所谓“新文化地理学”的崛起为主要代表。一般认为，英国地理学家杰克逊（Jackson）与考斯格罗夫（Cosgrove）首发新文化地理学的先声，提出要注重文化的内部运作、符号生产与价值内涵，进而基于这些内容来考察空间构成、空间秩序、空间竞争。“文化转向”令本来就相当人文化的西方地理学，向社会人文渊薮中又深入了一层。
由于社会人文的繁盛滋生，社会问题日益多于自然环境的问题，人类社会自身的危机凸现在思想家与学者面前。早在十八世纪，马尔萨斯便指出社会问题可能比自然问题更为紧迫。一八七一年德国的统一，使地理学家拉采尔十分振奋，他将注意力从学院式研究转到德国的人文现实，研究德国人如何生活。拉采尔并到世界各地考察。十一年后，他出版了《人类地理学》第一卷，又过九年出版《人类地理学》第二卷。尽管拉采尔将“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用于人类社会，有许多负面影响，但拉采尔的研究毕竟开西方人文地理之先河，百多年来，西方人文地理研究一直在强劲发展。
二十世纪的前半，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影响很大，地理学家索尔（Carl Sauer）受其影响，将人类学、社会学的视角引入人文地理研究。以致在用词上，索尔也喜用area这个人类学家常用的词，而当时地理学家用得多的是region。索尔后来执教于加州伯克利大学地理系多年，在他的带领下，逐渐形成了极具文化特色、历史特色的“伯克利学派”。一般说，西方成熟的文化地理学，就是从美国伯克利学派开始的（而二十世纪后期的“新文化地理学”也是以挑战伯克利学派而产生的）。地理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携手，拓展视野，更新视角，吸收相关理论，不断丰富自身的内容，这是西方人文地理学持续深入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只要翻看一下约翰斯顿编辑的《人文地理学辞典》（柴彦威等译，商务印书馆二○○四年版），就能发现西方人文地理学的概念阵容相当宽，许多重要的社会科学的基础概念、前沿概念，在人文地理研究中都有所借鉴。
伯克利学派采用的文化概念，是在否定环境决定论的背景下（索尔批判的对象是自己的老师森普尔女士与当红学者亨廷顿的观点），借鉴了人类学家的“超机体（superorganic）”文化概念，将文化（而不是自然环境）看作制控人类行为的重要力量，而且是一种稳定的力量。在文化、环境、人三者的关系上，文化是动力，人是行动者，环境是改造对象。文化的存在先于行动的人，这是伯克利学派研究的前提。这种文化概念，其实也是传统的对文化的理解方式。英文culture（文化）一词，其拉丁原义是“栽培”、“养育”的意思，人有了culture，就是受到了培育、教养。所以早期人类学者表述的文化概念常有“超机体”的味道，如：“文化有它自己的生命，受着它本身的原则以及它自己的法则所支配。几世纪以来，它怀抱每一代刚出生的成员并将他们塑造成人，提供他们信仰、行为模式、情感与态度。”（怀特）在这类文化概念中，有很强的文化决定论色彩。
以一种既定的文化为参照，或以抽取文化特征为第一步基础工作，然后考察人——按照文化原则行动的人——如何改变了自然景观，而创造出相应的文化景观，是伯克利文化地理学派主要的研究套路。因受早期人类学的影响，索尔本人的文化地理研究对象主要是非欧洲文化区，且重农村轻城市。索尔的学生逐渐重视“美国文化”，对美国本土文化景观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其综合成果以《美国文化地理》一书为代表。此书作者泽林斯基（Wilbur Zelinsky，索尔的学生）明确表示，他采用的是“超机体”文化概念，并刻画了“美国文化”这个超机体的特征：一、强烈的、几乎是无政府的个人主义；二、视动态与变化为最高价值；三、机器主义的世界观；四、尽善尽美主义兼救世主。泽林斯基从这几个方面着眼，分析了美国文化景观的特色。
二十世纪二十至五十年代，是美国文化地理伯克利学派的兴盛期，影响很大。索尔本人也曾当选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主席。对伯克利学派（英文地理学文献中也用索尔名字的变体Sauerian指称这个学派），在回顾西方近代地理学发展的著述中，总有大段评论。二十世纪初的地理学界，对学科性质的理解依然含混不清，而索尔倡导以文化景观为研究对象，很清楚明白地确立了地理学的一个人文方向。
不过，对于中国地理学界来说，索尔的名字似乎是近一二十年才开始为人们熟知。在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尽管中国学者奋力引进西方现代地理学理论，但对索尔的学派似乎未多留意。在近代编写的众多中文地理文献中，鲜见索尔的名字。此种情况或许由于两项原因。二十世纪初，国家贫弱，中国地理学家一来救国心切，二来以科学精神为尚，故多看重救国救民的“人生地理学”（经济地理）与科学描述山川大地的自然地理学。索尔的文化研究远不及环境决定论具有更多的“科学”震撼性。另一项原因，现今文化地理学的发展高潮，提升了索尔学派的历史地位。在二十至四十年代，索尔学派尽管在美国国内享有声名，但在世界地理学界，或未及今天想像的那般显赫。
伯克利学派使用的“超机体”文化概念，乃是预设了社会上存在一个主导性的覆盖整个社会的文化力量，这一文化力量是给定的、统一的、稳定的。而对于这个文化，即主流文化，学者们是可以准确无误地再现陈述（representation）的。“超机体”文化概念不是索尔的创造，而只是传统的延用。这一传统文化概念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开始遭到激烈批判。在话语、文本、解构等新潮理论的背景下，超越人自身而存在的“超机体”文化概念当然被抛弃。进而，对文化景观的理解也出现新的视角，景观不再是客观的自在情景，而是要凭主观“阅读”的“文本”，一切符号意义、文本误读、再创作等问题随之而来。新文化地理学最初给人的印象，多是就这些问题进行阐发。
随着文化转向的深入，新文化地理学的关注范围开始加大，其主要表现在对“社会空间（social space）”的非正义性进行批判。对文化概念的新理解是文化地理研究范围拓展的理论基础。关于文化的概念，新派学者们放弃了“生活方式”这类散漫描述，而直指文化内涵的焦点——价值观以及相关联的符号意义。地理学家考斯格罗夫说：“目前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化转向，引入了新的隐喻和类比，它们更符合对意义而不是功能的强调。”学者们进而指出，社会中的价值观是多样的，相互冲突的，可以演变的。对于长期被忽略的“他者（others）”的文化价值，应给予关注、同情，并为其所受的来自“主流”文化的歧视、压抑伸张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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