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文化转向与地理学
作者：唐晓峰
在以西方（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化社会中，在社会空间的分布格局上，显现着或隐现着许多歧视、压抑、排斥、不公正的情景（如女性空间、同性恋空间、无家可归者空间等等），这些正是新文化地理学在“文化转向”中关注的主题。以社会空间取代自然空间（甚至完全放弃自然空间），是新文化地理学研究主题的一大特征。随着文化概念的变化，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不仅是文化人的地理，而是具有种种价值属性的各类社会群体的社会空间。正因为此，令文化地理学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的许多研究相交错。因以“价值”为核心的新文化概念的普遍应用，诸学科均将各类社会群体的价值表述纳入研究视野，“文化转向”遂成风气。
社会存在、社会关系的空间形态，与其时间形态一样，属基本形态。而具体的空间形态总与特定价值、符号、意义相对应，于是文化地理学以特有的空间思维，揭示价值的空间形态，讨论符号意义的空间再现。在人文社会研究中，地理学的地位再次受到尊重。而在“文化转向”的同时，社会学、政治学等亦出现“空间转向”，社会空间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所谓“社会空间”，不是指一个客观、抽象的几何空间，可以在里面“填充”各类社会内容。社会空间总是具体的，是具体的社会事物的存在形式。对社会空间的任何“填充”其实都是“侵入”和“争夺”。社会空间不可能是一种静止的存在，社会的任何发展震荡，都将导致社会空间的变异、空间话语的更新。
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导致一系列社会变化。面临这个时代，英国文化学者戴维·钱尼说：“文化以及一系列相关概念，不但是位于核心的话题，同时也是最有效的学术资源，可以促使我们重新理解当代社会生活。”“如何理解现代、现代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后现代，这成为文化转向的触因以及文化转向中一再遇到的问题。”对现代社会中社会空间的文化诠释，自然成为新文化地理学者踊跃而先的领域。
女性主义在西方社会科学中的膨胀，在文化地理中也有反映，甚至有人以为女性主义地理学家（不必都是女性）是新文化地理学的重要推动群体。社会空间中的女性空间与男性空间的“争夺”，被充分讨论。大社会是男性空间的天下，“家”则是男性空间压迫女性空间的场所。住宅是给“标准”家庭设计的，而女性、残疾人都不是主要考虑的对象。女性在家是unpaid worker（无偿工作者），而男性在家是享乐者。家对男人、女人意义不同。城里的雕像是男性英雄，象征男人成就。而商场却是以诱惑女性消费为主题的。所谓“公共空间”其实是男性空间，而完全不考虑女性的安全感，天黑之后则更是青年男子的世界。
家，可以是与外部大社会对抗的基地，是家庭暴力的巢穴，是男人失意时的避难所。但“家”又是“无家可归者（homeless）”无法企及的一种空间。在美国社会“无家可归者”是一个显著的社会群体，他们在街角、公园渐渐创造自己的空间。伯克利大学校园外面不远处，有一块草地，其间驻满“无家可归者”的营帐，是一个有名的“另类”空间。
唐人街是移民空间的代表，尽管华裔社会学家提醒人们“中国不是一个只会开饭馆的国度”，但中式餐馆仍是唐人街的象征。无论几代下来，在唐人街生活的华裔仍摆脱不了“移民”、“另类”的社会定位。是这个“社会空间”令华人永远翻不了身。想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华人，则必须离开这个空间、这个场所。然而，他又必须在新的、十足美国社会（所谓美国主流社会）的空间中，“挤”出一块“上等华人”、“美式华人”的空间，这又谈何容易。鉴于他的身份，他的文化空间永远是一个问题。在归属与选择之间，充满痛苦。
美国黑人群体、女性群体，甚至同性恋群体、流浪群体都在力求显示自己的文化，争得自己的社会空间，而一部分华人则要掩饰自己的文化，化解自己的社会空间。这种不同的趋向反映了不同的历史经验，也反映了不同的价值观，一些华人以为“丢人”、“低人”的东西，黑人、同性恋者并不以为然。
文化学者们注意到，在今日社会（不只是西方社会），有一类迅速壮大起来的文化形态，正在空间中迅猛扩展，它就是大众流行文化。流行文化的迅速扩展，使原有文化秩序混乱，精英文化不再是社会文化的主宰者，流行文化开始主宰社会。边缘文化、底层文化（如街舞、土话小品）汇入流行文化而抢占空间，在景观中凸显。进入了这样的气氛中，知识分子虽然更加自由，却失掉了对社会的影响力。大量文化形式转化为产业，成为消费资源。我们新拥有的不仅是“知识经济”，也是“文化经济”。
一些学术知识是流行文化的重要资源。地理知识从来贴近大众，如今更卷入流行文化、时尚文化，在市场中畅行。美国的《美国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加拿大的《加拿大地理》（Canadian Geographic）和英国的《地理杂志》（Geographical）都有很好的市场效益。中国的《中国国家地理》、《华夏人文地理》也是同样。史学、考古学的一部分知识内容也转入流行文化，但它们的话语权却根本不在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手里。
流行文化具有抢占社会空间的天性，在流行文化占据的辽阔空间中，很难再找到精英文化的符号象征。城市空间、媒体空间是广告话语的世界，而广告话语依托的正是流行文化。承认一个场所等于接受一个意义框架。在影视、报刊、广告充斥的空间场所中，受众（无论他的真实身份怎样）一律被定位为“消费者”，因为流行文化的消费性大于审美性。在这样的社会空间中，文化精英们首先感到了文化危机。
文化精英，其实不只是文化精英，在流行文化获得空间霸权的时下，必须进行空间的重建或改组，以证明自身的价值，住宅装修即是最基本的空间重建与符号设计。在流行文化的压力下，各类社会群体都在建构不同类型的空间场所，以展示这个群体的重要价值与关系结构。社会空间的改组动力不仅仅是金钱，更有文化。能动者善于组合环境中的资源，而消极者在社会动荡中只是环境的奴隶。从文化地理的角度说，如何与流行文化分庭抗礼，确保自己的社会空间，并张扬自身的价值，是社会空间重新分配的重要课题。郊区向来是精英们看不起的地方，但现在可能是一种文化保留地。“郊区是一种出于道德考虑的居住形式，就这一点说，是一个相当现代的场所。”（钱尼）。
社会贵族（出身的、精神的、政治的）对大众流行文化的反抗办法，是打造自己的空间场所，尤其要区别于“大众”，抢占社会空间的“头等舱”。而为社会贵族刻意打造头等舱的做法，正是大众文化流行框架下的产物。文化框架不仅提供意义，也提供词汇，今天的“贵族”已经丧失自己的词汇，所以，社会贵族空间已不复存在。旅游文化是十足的大众流行文化，也是典型的大众地理文化，它将各类神圣文化、高雅文化的空间场所（皇宫、贵族庭院、教堂庙宇、高等学府）与地方特色空间（古村落、古城邑、自然绝景）统统改造为大众旅游文化空间。
文化在社会中的变化与震荡，深深地影响着今日的生活。文化转向的确以文化危机为诱因。“空间就是金钱”，然而与金钱并行的还有“空间就是文化”。社会地理学家哈维说今日的社会空间正在被压缩，高密度的社会空间令人窒息。私人空间、群体空间、公共空间、功能空间（包括环境空间）之间的竞争正在改变社会空间的整体格局。我们不得不面对这场文化的空间转向，如果不愿做空间环境的奴隶，就必须要清醒和敢为，这就是新文化地理学正在提醒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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