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听风楼上七重天
作者：郁 风
《读书》的读者永远不会忘记冯亦代二十多年来在《读书》中为我们打开的通向世界的窗户。正如《读书》的一位编辑在一篇悼文中所说：
他以自己的本名和笔名写了数百篇文章，最早介绍了海明威、奥登、罗思、厄普代克、贝娄、冯·尼格、纳博科夫、格雷厄姆·格林、菲兹杰拉德、亨利·米勒、伍尔夫、劳伦斯、马尔克斯，以至谭恩美等一大批西方作家，推开了被文化专制主义多年锁禁的认识世界的窗户，为以后中国文学的飞速发展，为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高潮的来临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他为《读书》写了二十年的“西书拾锦”成为一代读者喜爱的栏目。他不仅自己写和译，还以他自己丰厚的人脉资源，为《读书》建立了老中青三代学人的作者群体，建立了“纽约航讯”、“英伦航讯”、“巴黎航讯”等“文革”后第一批由久居海外的作者撰写的专栏。
然而在我和他相识六十多年的记忆中，他不仅是翻译家，还是散文作家；不仅是编辑家，还是出版家；不仅是一代文艺家的好朋友，还是先后两位出色女性的好伴侣。
听风楼是他大半生漂泊之后第一次与郑安娜安居了二十多年的家，那是北京三不老胡同的一间居民楼，在二楼角上有东窗和北窗的十五平方米的房间，由于不论冬夏都有四面八方吹来的风，被他命名为“听风楼”。他曾写道：
我已为跑龙套生涯，花去了六十岁以前的时日，而今后应该蛰居寒斋，读我那些喜爱的书籍。（《辞听风楼》）
就在这听风楼里，除写出每期给《读书》的稿件之外，他还组织了几位青年成立“翻译研究小组”，在安娜的指导下核校名作家译文，其成果就是由冯亦代主编的欧美现当代小说选集：《献给艾米莉的玫瑰》、《在流放地》和惊险小说《七分钟的夜》、《黄狗》等。他说：“书里篇篇译文都有安娜的心血在内。”
此外他还说：“在这楼里头，也经历了我的人生大事，如孙儿辈的出世，五十年的金婚纪念，八十岁的生辰庆祝，以及安娜的谢世。二十年短短的听风楼生活，也不能不算是熠熠生辉的了。”
安娜去后他独居了两年，搬到了小西天一座居民楼的七层，靠近儿女的住处。他说:“倚窗小立，不远处便可见到有如桂林奇峰的座座新楼，晚间盏盏灯火，又像眨眼的群星，仙境也。”因此新居被他命名为“七重天”。
在这“七重天”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十二年。而且又意外地遇到了和黄宗英小妹的黄昏恋。当时我旅居澳大利亚，也听到了传闻，虽然意外，但我能理解，我为他俩庆幸。是失去安娜和赵丹的同样刻骨铭心的痛苦促成了他俩的结合。宗英和二哥相伴“归隐书林”，十二年来，二嫂和阿丹仍然活在他们的爱情之中。
宗英果然做到了她对二哥所期许的“临终关怀”。虽然她不幸因坐椅不慎摔倒而骨折，正在上海住院治疗，但在电话中她告诉我，她正在筹划将二哥和她的藏书全部捐赠现代文学馆。
人老了，在自我感觉中最突出的变化就是记忆力衰退，甚至昨天的事都会记不起来。然而有时候，早已忘却的人、久未尝到的好吃的东西、小时候去过的地方，却会十分清晰地浮上记忆。有一首歌是我十六七岁时在北平艺术学院时学会唱的，到现在我还会唱：
When I grow too old to dream（当我年老无梦时）,
I have you to remember（我有你在记忆中）……
没想到不久前当我翻阅冯二哥的散文集时，却读到他回忆当年在沪江大学时，也喜欢和郑安娜一起唱这首歌！可见三十年代初，无论在北平或上海，这是一首在校园中流行的歌。
安娜从中学就在教会学校读英文，到了沪江大学有一次在校园礼堂用原文演出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安娜扮演一个主要的小精灵，英语说得流利而清纯，冯二哥听得着了迷，以后又在图书馆经常遇见，于是他们的恋情便从共同阅读英文小说名著开始了。
冯二哥在大学里读的是工商管理系，他后来在一篇《忆香港》的散文中说：“那不是我的本愿。那时我除了多选英美文学的学分外，还选了新闻学。虽然我酷爱文艺，但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块成大器的料子，所以我想当一名新闻记者也不错。”
不知为什么，冯亦代从年轻时就被称作“二哥”。我认识他时，是他刚从沪江大学毕业不久到了香港。那是抗日战争开始后一九三九年的夏天吧，一群从上海陆续来港的文化人都住在西环半山上的学士台，有叶灵凤、徐迟、袁水拍、张光宇、丁聪、张正宇、叶浅予等，还有住在附近的戴望舒。我是从粤北第四战区由于反共逆流而撤退到香港的，经常去学士台，也经常遇到冯二哥。在我的印象中他和这些文化人略有不同，总是西装笔挺，待人彬彬有礼，可又没有绅士般的高傲。
他也暂住在学士台他的朋友、漫画家陈宪琦家里。这群人聚在一起闲聊，就发现既然我们之中有作家、画家、编辑家……便筹划出版艺术综合杂志，定名为《耕耘》。由于当时多数人已有固定职业，如戴望舒、张光宇都在《星岛日报》编副刊“星座”和画刊，叶浅予和丁聪在编《今日中国》画报，袁水拍、徐迟在什么银行工作，……于是就决定由我这个只在广州《救亡日报》当过半年记者的新手、在老编辑家张光宇的指导下任执行主编。
当时原想拉冯二哥这个新手与我合作，因为他对于办这样的文艺刊物很有兴趣。可不久他就找到了职业，先是在中国保险公司，后来又由于他的沪江同学凌宪扬的介绍入了中央信托局购料处，但条件是要每天给副经理兼报社社长的《星报》翻译英文电讯，于是每天只能利用中午一小时很紧张的译出要采用的电讯。即使如此他也情愿，因为报纸是文学写作的媒介，从此他开始了写专访、写影评，以至后来每天都写日记，给安娜写情书、写散文……
冯亦代后半生的英文翻译工作便是从译枯燥的新闻电讯开始的。虽然他为了报纸连载的需要也译过小说《国际间谍范斯伯》。他后来在《忆香港》那篇散文里说：“真正使我得到磨炼的，是《星报》的翻译电讯工作。没有这些练习，我也不会对翻译发生这样大的兴趣，而终生从事的。”
他原以为拣一条搞文学翻译的路会比创作容易些，谁知不然。他在后来写的《漫谈翻译》中说：翻译是苦事，“往往为了把一个字、一组词、一句话译得既适合中国人说话的习惯，同时又不损原作的色调，便须冥思苦想，连做梦也在中英两国文字中打转转”。
有了职业不久，和他早已热恋的沪江同学郑安娜从上海来港，结了婚。他俩在英皇道的家，更成为朋友们聚首聊天吃饭的好去处，安娜成为热情待客的好二嫂。后来，他们家又成为一群进步青年“读书会”的会址，读马、恩的书，乔冠华是每次必去的“导师”。
乔冠华刚从德国留学回来不久，当时是在香港《时事晚报》任主笔，每天写一篇社论。他就住在冯二哥附近《时事晚报》楼上一间极小的房间里，只有一桌一床一书架，中午除了买饭盒之外，多数就是到二哥二嫂家蹭一顿饭，再去报馆看电稿。
那是在一九三九年日寇进犯的惨烈战争中，武汉已经失守，国民党政府撤退到重庆。而欧洲西班牙从一九三六年开始有国际纵队参加的内战已持续三年，希特勒也开始侵犯欧洲各国，英法在对法西斯的绥靖政策下出卖了西班牙人民。我记得从卢沟桥和“八一三”抗日战争开始以前在上海针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救亡运动中，就普遍流行唱一支歌：《保卫马德里》，而这时马德里陷落了，那一天乔冠华的社论标题是：《争自由的旗帜在西班牙倒下了》。
乔冠华的社论风行一时，为当时世界大局、抗战形势指点迷津。文章除了他的敏锐思考以外更得力于在德国读博士学位时，除熟读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之外，为了当时已开始的战争，还艰难地读过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当时在他那小房间里，满床满桌椅堆的是书报和欧洲地图，其中就有这两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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