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听风楼上七重天
作者：郁 风
这本书可以表现即使在我国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候，在抗击侵略者的戎马声中，同时我们也有学者在研究世界大势，把民族的命运与世界局势衔接起来，从而判断我国的与世界的似锦前途。
《争民主的浪潮》曾经教育了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住在香港与上海孤岛上的年轻人），既坚定了我们对民族前途的信心，也坚定了我们为世界争取民主与自由的决心；老乔之功是应该肯定的。
冯亦代二哥也就是从这时起走上一条追随革命的道路。
一九四○年秋，中央信托局受孔祥熙的指令，要在重庆防空洞内建立印钞票的工厂，要找人设计和购置机器，恰巧冯亦代认识商务印书馆的印刷专家糜文溶，介绍后做成功了，除调凌宪扬、糜文溶去当经理襄理外，也调冯亦代当业务科主任。他本不想去，经乔冠华传达廖承志的意见劝他去，以便有色彩不太浓重的人占领一个位置。这样他便撇下安娜单身去了。
那时正赶上重庆遭日寇大轰炸，除躲防空洞外，有一次他正好有事到李子坝，赶上空袭，一颗炸弹落在附近，总算没有受伤。又有一次一枚五百磅炸弹落在离他住处五十米的地方，幸而没有爆炸。但他刚进家门，室内吊灯和天花板就打在他头上！朋友们说他是杭州人有“杭铁头”之称，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他虽没被炸死，但后来却得了黄疸病，被朋友们送到南岸黄桷桠去养病。随身带着和徐迟一起在重庆旧书店买到的牛津英译袖珍版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三册，竟然读了三遍！回城以后便译了海明威著名的剧本《第五纵队》。
这也是为了中华剧艺社导演陈鲤庭要上演此剧的需要。他别了安娜，独自住在这山城，非常寂寞，于是几乎每晚都往话剧剧场和后台跑。当时重庆上演话剧盛况空前，比上海还厉害。如郭沫若的《屈原》；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一年间》；阳翰笙的《天国春秋》、《草莽英雄》；吴祖光的《牛郎织女》、《风雪夜归人》；巴金的《家》；曹禺的《北京人》等等。
他应陈鲤庭要求译出的《第五纵队》是否上演了，我不记得了，但他在日记中却透露：他译此剧也是为了他所需要的那点上演税。
后来他任了副厂长，总算有了两间房子的住宅，于是又成为流浪到重庆的朋友们歇脚的窝。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打响太平洋战争后占领香港，大批文化人在廖承志和夏衍的组织安排下，陆续由陆路得东江纵队帮助或由海路撤离香港，乔冠华经韶关辗转到了重庆，首先落脚就住在冯二哥家，由于后来被特务跟踪才搬到化龙桥新华日报社去住。我于一九四三年由桂林到重庆，也是先在二哥二嫂家住下。
日寇占领下的香港实行灯火管制，一片黑暗，时有日本兵骚扰，电话电讯不通。在重庆人的想像中就更恐怖。冯二哥对安娜的思念本来就已炽烈，这时更成为焦虑和痛苦。他当时写的日记已由李辉编成小册子，题为《期待的日子》（山东画报出版社二○○○年六月出版），其中记述安娜为减轻他的负担在香港找到一份职业，因此本来已定了行期到重庆的计划便推迟了。他后来一再提到对夏衍的感激，就因为在黑暗的香港，我们一天之内都换了住处，一切转入地下，每人只有单线联系，是夏衍叫我秘密通知了安娜，并化了装带她去一个小码头集合，乘手摇的渔船逃离香港，海陆行程将近一个月，历经艰险。同行的夏公之外有司徒慧敏、蔡楚生、金仲华、金山、王莹等十余人。直到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冯二哥收到安娜“安抵台山”的电报，才“开心得跳起来”。
当时我们从台山先到了桂林。不久夏衍去了重庆，我留在桂林工作。安娜因体弱需要休息，便到了柳州她的妹妹和妹夫所办的农场去住了一个时期，冯二哥迫不及待请了假去看过她。
安娜到了重庆，副厂长的两间房就渐渐像个家了，又成为朋友们相聚喝茶吃饭、高谈阔论的好去处。然而他们并不是很有钱，只靠那点薪金，二嫂在美国新闻处工作，还要接济上海的父母，还有寄养在上海的他们的孩子。直到抗战胜利回上海，又为办报纸筹措经费，生活开销也大，二哥和二嫂两人私下里总是东挪西借盘算着过日子。他在悼安娜的文章里说过，他当时和安娜的共同愿望就是献给好朋友一切帮助。大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大家亲热地称为二哥二嫂了。
抗战胜利他们回到上海。一九四六年冯二哥和姚苏凤合作找到一位老板出钱，在租界地带办起了《世界晨报》。按照夏衍的指示，以“中间偏左”为方针，不用中央社的新闻稿，只用外电和自组特约稿。夏公化名每日写“蚯蚓眠”专栏。我当时在南京《新民报》编副刊，也化名每周写《南京人语》通讯，如对当时轰动上海的摊贩事件，反饥饿反内战游行，上海请愿代表团到了南京下关被国民党特务毒打事件，在《世界晨报》都有不同于中央社新闻的真实报道，一时销路大增。但仍然不够开销，大约一年后因投资的老板去了香港而停刊。
全国解放以后，他随乔冠华在北京国际新闻局工作，后来又转去外文出版社，大家都兴奋而专注地干各自的工作，倒很少见面了。后来他被划为右派，苗子也是右派并去了北大荒。“文革”期间，我和苗子被囚入半步桥和秦城监狱七年，冯二哥和二嫂分别下放劳动。数十年隔绝之后，直到最近二十年左右吧，才恢复了来往。
然而读了他的《悔余日录》以后，才发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不但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并热情无所顾忌地对党直言，如说：“党没有摸着知识分子的心，有些敬鬼神而远之。”“党外同志不被信任，好像对待资本家，利用、改造，我们则是利用而不改造，只有吃棍子。”这本书是冯亦代二哥在一生中最苦痛的日子里的独白。
我的二妹隽民（曾在外文局工作）告诉我，她永远不会忘记“文革”后有一次她去二哥二嫂家，是在听风楼吧，赶上吃中饭，就在饭桌上二哥二嫂和孩子们对她突然都说起英语来了。后来二哥向她解释：在“文革”期间由于他挨批斗的身份也使孩子受委屈，对不起他们。以致如今面临要考大学，他和二嫂用平时英语对话的方法为他们恶补英文。
除了《悔余日录》以外，他的散文集《绿的痴迷》和更早期写给安娜的信《期待的日子》却如听他内心的倾诉，如他本人一样的坦率、亲切、清纯……他的日记和情书，他的幸福和苦难，都是那么如实的诉说，展现了时代转换的沧桑：可怕的战争或平淡的书生生活，为真理而激动的心情或在“反右”、“文革”中所经历的难忍而又只能忍受的折磨……他的朴素的文风更显得真实可信。
最近两天，看到《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开始发表冯亦代与黄宗英的情书，那是一九九三年，冯二哥已是八十岁的人，但那种直白的坦率，那种和年轻人一样缠绵的情思，仍反映出他的性格。正如年轻的朋友李辉对他的印象：
他是个很和善的老头。他的和善在于朴实和平淡。他聊天时，时而会用幽默的插曲来让人感到愉快，但他没有别的人时常表现出来的那种妙语连珠的本领。这样的平淡，却另有一种魅力，就是因平淡而产生的亲切。亲切，于是可爱，于是给人以快乐。（见《期待的日子·山居杂记》一书序文）
二○○五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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