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快感的政治纬度

作者：陈家琪

　　于是，作者在这里又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对现代“犬儒主义”的理解：从现在来看，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说当年东欧的“社会主义教育”（比如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大公无私等等）是失败了，因为我们现在在东欧看到的都是一些玩世不恭的个人主义者。齐泽克问道：如果当初的真实目的就是想培养出这样一些“玩世不恭的个人主义者”呢？我们还能说那种教育是失败的吗？我们不是在显而易见的“失败”中看到了同样显而易见的“成功”——培养出如此一代乃至几代人的玩世不恭吗？作者在这里想告诉我们的是：在当时的意识形态眼中，远比“玩世不恭的个人主义”更危险的恰恰是那些天真地相信了那样一套说法，于是也就使用同一套意识形态语言来衡量、揭露、批判那些隐蔽着的“原始的父亲”的人。当然，在公开场合顺从“法律父亲”，私底下沉湎于玩世不恭的反讽，把意识形态仅仅当成一种无人当真的形式并不够。哈维尔就曾尖锐指出，这种私底下的玩世不恭恰恰就是意识形态在“非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中所会发挥的一种作用：即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公然鼓励人们以公开和私下两种方式（在法的分裂中）同时享受“官僚制所能带给人的巨大快感”。昆德拉的深刻在于告诉了我们那种“非意识形态”（非政治）的日常生活所能提供给我们的私人空间并不就是单纯的对性的追逐和享乐；那里面其实有一种令人沮丧的、不真实的、幽闭恐怖的绝望，如我们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所看到的那样。齐泽克说，昆德拉告诉了我们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早已从内部损害了我们可能躲避的“私人空间”，但仅仅指出这一点仍不够；他认为必须补充这样一个内容，这就是“作为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的反应，不仅存在着逃入私人快乐的‘良好生活’的玩世不恭，而且真正的友谊、访问、共享的宴会、充满热情的智力会话在封闭的社会中尤其盛行——这些特点经常使那些来自西方的访问者感到迷惑。”（第79页）问题在于，当东欧的“社会主义教育”和封闭的意识形态统治“消失”之后，不但那种为昆德拉所揭示的沮丧和幽闭“消失”了，就连齐泽克在日常生活的记事中所证明了的“真正的友谊”、“共享的宴会”和“充满智力的会话”也随之“消失”了，因为“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民主出现后它们同时消失了的原因。”最后，齐泽克不忘特别补充两点意见，一是那种本真友谊的精髓、知识分子社交性的本质，在这里仅仅只能理解为一种“作为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的抵抗形式”的“中欧精神”，它包括波希米亚、匈牙利、波兰等这样一些地方；二是在对极权主义统治的屈服中，也有一种特别的快感，这种快感不仅来自它使我们摆脱了一切不确定的困扰，有了对所有问题的标准答案，而且也来自因那种意识形态语言的空洞和乏味而给生活本身平添了的许多搞笑的“调味品”（开胃小菜）。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性的系列。如果说政治的本质在于支配性的权力，它涉及到一群人对另一群人在这种权力关系中的社会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的话，那么男性和女性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处于支配与从属地位。齐泽克说，正如在政治系列中存在着“法律的父亲”（秩序、规则、成文法）与“原始的父亲”（快感的主人、不成文的法律精神）一样，在男性与女性的权力关系中，男性扮演的是“冒名顶替的主人”，女性则是实际权力的拥有者；这里的“女性”，在象征的意义上指的是那种由于被压抑总免不了会“突破”的“权力幻想”（拉康语）。它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形式就是各种形式的狂欢节，包括“虐待犹太人的暴乱”以及“集体抢掠”等等。比如发生在我们国家的近四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在齐泽克的眼中，似乎也可以视为一种不被“男性法则”所承认的“快感大转移”（阳光灿烂的日子）。他说，“男性法则”担保了意义，然而真正提供快感的是“超我”，“超我”是意义的不被承认的基础。
　　这里涉及到“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者间的关系。弗洛伊德认为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都可以说来自这三者间的关系。在对这三者关系的理解中，存在着从弗洛伊德到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是阿多诺和哈贝马斯）再到拉康（也就是齐泽克）的三级跳。弗洛伊德之所以认为自己的学说是积极的，就在于他提出了“压抑性升华”的概念，并把它当作人类学的一个常量：在“超我”（代表着社会要求的创伤性压抑）对“本我”（代表着未升华的生命驱力）的“压抑”中，才有了艺术、宗教的创造性升华。但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首先，一方面，按照这种说法，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都应该受到谴责，因为它们都建立在压抑“本我”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这种压抑又被理解为人类“更高级的创造性活动”（压抑性升华）的必不可少和不可超越的条件。于是，弗洛伊德之后也就有了一个“激进”和“有建设意义的保守”间的划分：前者主张开放被压抑的“本我”，后者则认为压抑是为了文明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其次，弗洛伊德一直主张应该使人的“本我”成为“自我”，人类必须从他律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但没有了“本我”的无意识，也就等于没有了他所谓的“精神分析”，等于取消了“心理学”。而这两者，在阿多诺看来，将直接导致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齐泽克是这样论述的：当弗洛伊德讲他的“压抑性升华”时，并没有预见到“后自由社会”的特点是“压抑性反升华”，即原来斡旋于“本我”和“超我”之间的“自我”，现在完全依附于了“超我”，因为“超我”已不再需要通过把社会禁令内在化为“自我”的“自行控制”了，而是就采取“放开自我！尽情享受！”的方式使“本我”与“超我”在共同战胜“自我”的基础上融为一体。这也就是当代“大众”的形成。在阿多诺看来，“大众”是一种人为的形式，是一种经过“被引导”、“被管理”的程序后所产生出来的“成果”，它直接体现着“自我”牺牲后的“本我”的社会化（超我化）。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齐泽克才认为如果说“男性法则”（规则、秩序）担保着意义，意义的基础就是不被承认的“超我”。那么相应的，由于没有了“自我”，弗洛伊德所说的“压抑性升华”也就变成了“压抑性反升华”。“大众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通俗化、平庸化的代名词，在齐泽克看来，它也同样是一个从资本主义的“心理学”的“个人”向极权主义“后心理学”或“超心理学”的“大众”的过渡。而所有这些分析，都立足于纳粹时代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特征。
　　这是阿多诺对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重大的研究成果，就是说，法西斯主义实际上已经不再看重意识形态（男性法则的规则和秩序）了，它依赖的是“大众心理”和外界的高压统治；而所谓的“大众心理”，本身就是“超我”与“本我”一体化了的一个“成果”。
　　到拉康，面临的是解释学与对原因的追溯的两难。一方面，他一直在试图抓住一个稳固的“创伤性内核”作为原因；另一方面，他也相信任何事实都不是天然的事实，而应该仅仅被看作是已经历史化了的东西，所以才需要解释。他的ISR（象征界、想像界、实在界）理论尽管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弗洛伊德的“超我”、“自我”和“本我”，但他告诉了我们“最终危险的是原因：实在界是象征界缺席的原因”，他和弗洛伊德也都把这个原因命名为“创伤”。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符号化了的象征系统总受着来自实在界的创伤的干扰，“它抵制着象征化并干扰着自主机制的过程，但是原因同时也是它自己结果的反作用的产物”，“原因并不先于它的结果而存在，而是被它的结果自我反作用地设置的，这种作为原因的创伤是一个悖论，该悖论包含着一种时间的循环：正是通过他的‘重复’，通过它在指示结构中的影响，原因反作用地成为它总是已经成为的东西”（35—36页）。这里面涉及到这样一种哲学观念上的转变：当康德提出他的“物自体”时，实际上也就等于设定了一个终极的原因；但这个原因又是不可知的；到拉康，认定这一原因只是一个“非实体化了的虚构”，当然同时又是一个被“它的结果自我反作用地设置的”“虚构”。一方面，实在界只有通过象征化才能起作用和被理解；但实在界又时时处处抵制和躲避着对其的“象征”，或者说，它根本就是不可象征的，“换句话说，作为（大写）物的真实域在自身的非历史性中代表着那个X，由于这个X，每一个象征化都遭到失败，它一个接一个地推动着象征化”（260页）。把这样一种哲学的思辨运用到男女的权力关系上，齐泽克说，一方面，“男性被罚只能执行虚空的象征姿态”，另一方面，“女性权力的幽灵在结构上又只能依赖于男性的统治”，而且如果“把虚幻的妇女权力呈现于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承认它在公共生活中的位置，这种想法是屈从于父权制陷阱的最阴险的方式”（69页），因为这等于把一个大写的、终极性的“物”（X）等同于一个不是推动象征、而是其本身就可象征化了的“物”。正因为女性并不是这样的“物”，所以奥托·魏宁格（Veiling）才说“女人并不存在”，“男人开始有性欲时才造就了女人。女人得以出现根本上只是由于男人接受了他自己的性欲”，“女人不是男人堕落的原因，而只是其结果”。由于女人并不存在，男人就可以克服自己身上的性冲动了；这就是魏宁格用于安慰自己的一种“自欺”；但由于他无法克服自己身上的性欲，所以女人始终存在着，最后的结果，就是魏宁格在写完《性与性格》（Sex and Character）后，在二十四岁的年龄上就自杀了。齐泽克说，“借助于自杀，魏宁格确认了两件事：‘在他的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在他的无意识中，他知道它；而同时，这种知道对他来说又是绝对不能忍受的。对于他来说，这种选择既不是‘生或死’也不是‘金钱或死亡’，更确切地说，它是‘认识或死亡’。死亡是逃避这种认识的惟一方法”（207页）。
　　这种认定“女人并不存在”的奇谈怪论，与本文的主题只在这一点上有关：这就是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对立，并不似主体与客体、主动与被动、原因与结果、理性与感性等等那样一些“相反谓项”的“虚假对立”，它丝毫没有认识论上的而只有本体论上的意义；当然，从哲学观念上讲，这种本体论上的对立（二元论）也是虚假的，于是男性与女性就不再是两个真实存在着的实体，而是同一个实体的两种不同的样式。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讨论到的“法律的父亲”与“原始的父亲”的关系，我们只能说，快感中的政治纬度，不但在于快感早已渗入意识形态，“超我”与“本我”也已融为一体，就如男性与女性本为同一个“人”。但这同一个“人”一直在进行着殊死的搏斗（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认定精神的本性就在于自我否定），并逼迫着我们在“认识或死亡”之间做出选择。
　　（《快感大转移——妇女和因果性六论》，［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著，胡大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二○○四年五月第一版，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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