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1期
知识分子米尔斯先生
作者：赵 刚
这么一份匠心独运的倾共、倾卡斯特罗的宣传品，论证凿然，易读易懂，很有可能达到松懈国人心防和混淆视听的效果……虽然众人皆知当今的古巴是共党主政，但这本书并不做此认定。
这本书（或“小册子”，如米尔斯本人所乐于称之的）就是著名的、在短短半年内单是在美国就卖了五十万本的《听哪，洋基！》。在这本小册子里头，时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米尔斯，给自己拟制了一个古巴革命者身份，写信给他的美国邻人，细诉古巴人在独裁者巴蒂斯塔横暴下的苦难、美国的古巴政策所带来的灾祸，以及古巴革命在社会正义上的实质成就，特别是富含平等理想的医疗和教育政策。米尔斯放下成堆的学术研究不做，起意写这本小册子，是因为他看到在美国媒体对古巴的报道里，古巴革命者自己的观点与声音从来都是“荒谬的阙如”。既为了要打破遮蔽、趋近真相，也为了要形成一个自身对革命的看法，米尔斯相信惟有自己去看个清楚。一九六○年八月，米尔斯在古巴待了两个星期，访问了几乎所有古巴革命政府的领导人，包括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后者那时还是古巴国家银行的总裁。将近三天的时间，卡斯特罗每天十二个小时伴随着他，作答兼向导。
这本小册子的《前言》一开始就展现了米尔斯对这个革命的热情与期许。他说：
古巴革命党人是一种新而独特的左翼思考者与行动者，既不属于资本主义阵营也不属于共产主义阵营，而是某一种面貌的社会主义者，既务实又人性。假如给古巴人机会，我相信他们会将他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得既务实又有人味儿。
米尔斯并没有讳言卡斯特罗的“几乎绝对的权力”，但是米尔斯并没有以一种彼时（也是此时？）典型的站在历史终点回首睥睨的某种“自由派”姿态，以一尺律天下，从而否定古巴革命的意义。米尔斯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对人类创造历史、摸索出路的可能，还抱有一种深切的但也脆弱的期待──让这株异苗先长长吧！米尔斯所扮演的古巴革命志士向洋基北佬所三致其意的不外乎：如果你不能帮我，也不要整我、堵我，请给我时间，让我实验出自己的路。米尔斯相信古巴人是有机会找出一条道路，于其中，经济正义与政治自由兼顾。
一九六○年的美国在精神上当然还是五十年代的延续──自满兼恐惧。当时虽有少数中产都会知青（也是未来的学运闯将）在他们的大学宿舍里欢呼古巴革命，但整个从艾森豪威尔以下的主流美国社会，对这个小邻居的大革命却是惴惴嫌恨如临大敌。冷战意识形态非杨即墨，没有中间立场可言，判决书已然揣在怀里的美国政府虽然实际上已在准备行动，包括限制多种物资对古巴出口，但还是文明地表现出一副还在观察的姿态，要古巴在社会体制上选边站稳。准备充分也就是耐心终止的时候。一九六一年四月初，美国已经表露出要解决“古巴问题”的迫切感了，通过媒体以及国务院的“小册子”，它要求卡斯特罗立即切断与共党国家的联系，威胁将尽一切力量帮助建立“未来的古巴民主政府”，并宣称古巴人民将箪壶以迎王师，共建“跨美洲团结体”。同月十七日，美国支持并训练的古巴流亡者部队入侵猪猡湾。卡斯特罗的部队在人民的支持下，七十二小时之内就击溃了入侵者。同年十一月，古巴政权决然倒向苏联，卡斯特罗同时宣称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美国随即对古巴全面禁运。
米尔斯是在这整个美国官民一气惧恨古巴（苏联）、左翼／批判知识传统在麦卡锡主义之后几乎荡然无存的时代中，一个攥着石头面对自己“祖国”的大卫。这个挑战巨人的压力打一开始就是巨大的，加上卡斯特罗一九六一年底明确投向苏联阵营，当然更为米尔斯的政治困境雪上加霜。这个明困境同时又加上一些“中情局式”的暗骚扰，例如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企业”向米尔斯个人提出数千万美元的名誉诉讼，指控他的《听哪，洋基?选》一书涉嫌不实报道，妨碍美商“商誉”。一点都不意外，他也收到过暗杀恐吓。
米尔斯在一九六○年十二月，也就是《听哪，洋基！》一书发行后一个月，接下了保守派的战书，准备在全国电视网上和对手辩论美国的南美政策。米尔斯为了准备这场辩论，在短短的几周内，阅读了无数的资料。他把这场在现代媒体上的论点斗争当作一个极重要的大事，准备再准备，好像一场生死攸关的决斗。上天弄人，就在米尔斯一切准备妥当之时──他自信关于南美的观点可以写成一本书了，在辩论前两天，陪女儿在新买的电视前看完《绿野仙踪》上楼时，心脏病发作。虽然奇迹般地好转，但十五个月后第二次心脏病突发却永久地夺走了米尔斯的生命，时年四十有五。多么强大的心脏才能对抗整个社会呢？
深一层看，米尔斯的“古巴活动”其实只是个爆炸声光，声与光后头蓄积着长久以来他对五十年代美国社会、政治、文化的疏离、不满与愤怒能量。这位在盛世独进危异之言的知识分子是五十年代美国的孤独抗议者，后人说他像个“陨石一样横扫整个冷战美国”并不为过。面对人类有史以来最富裕不过的万头攒动的战后大众消费社会，米尔斯在一九五一年发表了《白领》，勾勒出美国虽富裕但日益疏离彷徨而且弱智的中间层级市民的群像。面对被他称为忙碌于“歌颂美国”的冷战时期美国知识分子（例如丹尼尔·贝尔与西摩·马丁·利普赛等人），米尔斯通过《权力精英》（一九五六年）先驱性地指出美国政治权力结构史无前例的集中化、支配精英的自我循环再生，以及一般民众在这个过程中的边缘化、分散化、无知化。米尔斯还写了一个“小册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指出美国这个“军事─工业综合体”或“永久性战争机器”要为随时可能来到的大规模、毁灭性的疯狂战争负责；战争的责任在米尔斯的起诉书中，已经从东方转到西方。
米尔斯把希望和不满都倾注于“知识分子”身上。这并不是因为他天真地相信知识真的可以立即转化为权力，恰恰相反，他很清楚知识分子根本够不上权力精英的边儿，但他还是责备知识分子必须要运用他们手上仅有的一点点“脆弱的‘权力手段（即社会结构知识以及历史知识）’”，介入社会议题与历史走向的争议，并敢于下判断；要用功，还要有担当。在古巴事件之后，米尔斯对美国的知识阶层几近绝望，因为他们用“自由主义”当遁术，避免碰触知识和政治实践中的道德暧昧地带并进而反躬自省。例如对古巴革命，这些知识分子就方便地借谴责“暴力”的廉价姿态作为他们根本不用去现实地理解这个革命的安心丸。米尔斯在和友人的通信中就说：“美国知识阶层的道德懦弱已经登峰造极了，他们不一定非得同意我，但我要求他们一定得面对任何暴力情境中所必然牵涉到的道德暧昧两难……在《听哪，洋基?选》这本小册子里，我要做的就是直接面对这个暧昧两难。”
最早宣扬“意识形态终结”的学者之一丹尼尔·贝尔，曾经赞扬过知识分子的退位以及专业分工学者的登堂。但对米尔斯而言，这个转变恰恰是一个可悲的退化；知识分子不再能够把自身当作发掘公共议题、增进公共讨论的一种催化力量，不敢“想大”、不敢“抓大”，从而只能在学术的狭窄分工内相互抓背。面对冷战情势，米尔斯呼吁知识分子从各自国族范围内的自矜自满与冷漠中走出来，设定前瞻的“工作计划”，也设定自我要求的标准。在一个内外皆把知识分子“倡优蓄之”的时代，知识分子要看得起自己：“我们属于比我们各自政府还大的单位；假如我们要效忠，那效忠的对象一定也高于任何国家机器。政治效忠不得高于我们自己的说理活动。”对于那种廉价的国族主义情绪，米尔斯有天生的反感。他相信即使是国族身份也应该是挣来的，而知识分子，就其定义，更是应该学着去掉那先天被赋予的单一国族身份——这应是知识分子的“为道日损”！
米尔斯常常陷入一种深沉的对知识分子、对自身爱恨交加的困境。这时常给他力量，也给他挫折，让他一时信念沛然，转而自疑深重。从米尔斯和朋友的书信往来中，我们看到一九五九年的名著《社会学的想像力》（翻译成将近二十国文字）的构思其实一开始是他对社会学的基本操作方式的批判，在写作过程中，他才焦虑地感到“一定得加点正面的东西进去”。于是关于作为工匠的知识分子构思才慢慢地添进去。从否定性批判到历史主体的寻找，这个古典社会理论传统的寻思与焦虑，一直缠绕着米尔斯。他是古典社会理论的最后一人。
“小册子作者”这个角色在米尔斯的生命晚期深深地吸引着他。“小册子作者”没啥不好，甚至在“知识分子”已经蜕化为“学者”的时代，要是能多些像十八世纪末托玛斯·潘恩那样的以普通人为对象、阐明虽普通但被压抑的道理的写作，那不是更好吗？说到底，我们这个时代是更需要两大卷的《交往行动理论》，还是更需要《常识》与《人权论》传统下的小册子书写？这是个问题。在一封米尔斯写给某位资深出版家的信中，他说道：“你们这些绅士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出版’哩。你们想到‘出版’这个动词就想到‘印行’，但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儿。它的真正意思是‘面向公众’。”既然写一个东西是为了要给公众看，而不是给学术同行看，那么就要避免相濡以沫的学术行话、套话，就至少要把道理说得入情入理──入普通人之情、入普通人之理。写作的讲求因此就不只是个人风格的美学问题而已，更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你打不打算让受教育的一般人看得懂、愿意看、进而思考你所提出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米尔斯不但要以揭露被掩盖的真相为目的，还要讲求怎么说的技巧，而这两种关心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
说米尔斯是小说《大亨小传》或是电影《午夜牛郎》里的主人翁的知识分子版，可能并不算太过分。从一个边远落后的地方跑到全球最繁华昌盛的大都会，然后产生了各种震惊不解与困扰，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现代主义叙事母题了，各种“巴黎，我来了！”或是“上海，我来了”的故事从来不曾间断过。人们过去在内蒙、德州或是“外省”所内化的价值、所相信的道理、所熟悉的品味，现在逐一面临挑战与崩解的威胁。面对这种挑战，人们不是“咱回去吧！”就是努力让自己从外到内看不出一抹异乡客的蛛丝马迹。这两种途径米尔斯都不要，他不躲避这个让他无力的环境，他要让这个无力变成力量，用他在《社会学的想像力》里所创造出来的术语说，也就是把“私底下的困扰”变成“公共的议题”。
战后的美国是个“痴肥且惊吓”的年代。在高高的核战蕈云阴影下，富裕的貌似欢乐的消费社会掩盖不住越来越激烈的无情竞争以及“地位恐慌”。旧式社群邻里关系被郊区化摧毁，众多古老价值与人情味也被市场逻辑和工具理性蒸发殆尽；甚至连过去新教徒所信奉的自律自主的价值也烟消云散了。人们收入日丰，各式家电应有尽有，各种传媒越来越发达，但却只能让他们越来越缩进他们各自的狭小工作与亲密空间，越来越感觉空虚、无力。这是个“散众社会”兴起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有人写出《寂寞的群众》，有人写出《推销员之死》。但这些研究或作品都是以悲起以悲终。整个五十年代，惟有米尔斯只手抗议这个散众社会并昂扬与之对抗，并希望找出民主出路。
要在当代对抗当代，那就不免要寻找“历史主体”。寻之不得，则只有期望于“未来”了──这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把他们的批判活动当作“瓶中信”的缘由；不管他们是不是夸大了铁笼，但的确是铁笼前提下惟一能做的事。和这些批判理论家一样，米尔斯也不再相信无产阶级或是先锋政党的历史角色，但和他们不同的在于他还要在当代找到收信人。他要找，这是确定的，但似乎也是惟一能确定的。找到谁了呢？谁也找不到，啊，除了连他自己都看不起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社会科学背景的知识分子。
米尔斯的经验研究自我否定了米尔斯的信念──这是米尔斯最大的黑色秘密。从《新有权者》、《白领》到《权力精英》，这一系列关于美国社会权力结构的经验研究，其实只成功勾勒出一幅黑色图景：大众消费社会来临、权力集中于科层制顶峰、知识分子与工人领袖被收编，以及普通人的弱智化。这个状况，米尔斯谓之“后现代”。米尔斯是我所知道的最早提出“后现代”这个名词的社会科学家，但他使用这个词和八十年代以后的习用内涵大不同，甚至是相反，他并没有歌颂这个时代的来临，他视这个时代为一种沉沦或退化，直直退到启蒙之前。对米尔斯而言，启蒙的核心信念就是理性与自由应有一种内在联系，而人们应当要努力地维系这种联系：我们应当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运用理性，改变我们的生存处境，扩大我们的内在与外在自由。但在“后现代情境”中，工作中的人是各种管理术的操纵对象，工作外的人自囿于各自的生活小圈圈，无法理解，遑论掌握那些形成当代社会的结构性力量。由无数个无力参与到社会发展方向决定过程的旁观者所构成的社会，也就是“散众社会”（这不是个矛盾修辞吗？！），而这个词和“后现代”是可以互换的。这个情境中的“主体”就是“快乐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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