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1期
知识分子米尔斯先生
作者：赵 刚
一九四五年起，米尔斯就在哥伦比亚大学教社会学。他身高一米八十几，体型壮硕。在那个教授们千篇一律穿灰西服和亮头皮鞋的年代中，米尔斯独树一帜，着格子衫、牛仔裤和劳动鞋，胸前挂着个军用大布袋放资料或教材，骑着他的ＢＭＷ重型机车到学校。他宣扬“工匠知识分子”，也实践工匠生活，他在纽约郊区的房子是自己盖的，他的机车是自己维修的，他最骄傲的记录之一就是他有一张ＢＭＷ原厂发放的机车维修资格证书。米尔斯认为现代都市从各方面没收了人们的生活能力，作为市民／公民，我们应该要学习各种生活技能，这是人格独立以及扩大学习能力的日常物质基础。多年后，他的一个学生没有忘记在一次对话中，米尔斯惊讶的不得了：“老天，你是说——你竟然不烘焙你自己吃的面包！”
在米尔斯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多里，他有过两次重大改变人生轨道的考虑。一次是要离开美国，移民英国，这当然和他在古巴事件中所经历的各种挫折与失望有关。另一次是打算放弃教授职位，离开学院，专一写作。在米尔斯最后一两年中，他交往最密切的朋友中包括了拉夫·米力班和Ｅ．Ｐ．汤普森这两位英国的“第一代新左”。米尔斯在美国日感孤寂，反而在英国找到了他的政治和学术上的同志和“参考团体”，他那时并不知道一个由他所深刻影响的运动正在新大陆培风积云。米尔斯这些移空换轨的念头都还没来得及付诸实现，就永远离开了人世，时为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日。此时，千里外的“新左”学生正在阅读米尔斯的著作，同时正在起草著名的《呼伦港宣言》（Ｐｏｒｔ Ｈｕｒｏｎ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他们曾起意要到纽约拜访米尔斯，并不知道此后将永远不可能了。
米尔斯留下了四篇未完成书稿以及一本已完成书稿《马克思主义者》。这四篇稿子分别是关于知识分子、新左、与一个虚拟的苏联知识分子的对话，以及一个涵盖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社会状况的“世界社会学”大书。
“那时候，有两位作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一个是卡缪，另一个是米尔斯。”多年后，汤姆·海顿如此回忆。著作《异乡人》的卡缪去世于一九六○年，早于米尔斯两年，死时也是四十来岁。这里的“我们”指的是“民主社会学生同盟（ＳＤＳ：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ａ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而说这话的人则是ＳＤＳ的核心领袖，著名的《呼伦港宣言》的起草人，如今在加州当州议员。呼伦港是密西根湖旁的一个小城，那时ＳＤＳ的基地就在密西根大学所在地的安娜堡?穴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雪，二十一二岁的密大学生构成了那时全美国走在学生运动最前头的激进群体。
汤姆·海顿把米尔斯与詹姆斯·迪恩（银幕反叛小子的典型，于一九五五年死于车祸，时年二十四岁）、卡缪并举，其实是有深刻的政治涵义的。是米尔斯的形象和风格：学院派的皱眉对象、落拓不羁、骑重型机车、自己盖房子、反抗既存权威（“权力精英”、“永久战争机器”）、正权威之所反（古巴）……其实才是后来新左闯将们的真正心之所骛。米尔斯的个人风格为新左运动在六十年代中后期的浪漫化提供了形象资源。米尔斯是从一个遥远的、特殊的美国传统御风而至──那是一个从爱默生、梭罗、惠特曼等人以来的“激进流浪者”传统。
因此，“新左”对“米尔斯”其实一直是在进行一个选择性的挪用，对他的形象的兴趣远高于对他的思想内容的兴趣，对他向美国体制发动攻击的兴趣（《权力精英》），远高于他对民主重建这个大问题意识的思考的兴趣（《社会学的想像力》）。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能相当说明“新左”之后的发展演变。新左的一个重要领袖理查·弗莱克斯在一九七三年接受访问的时候，还指出《社会学的想像力》一书对他个人的启蒙意义，但十五年后，在他的一本专门讨论六十年代社会运动的政治意义的书里，却把米尔斯的价值仅仅定位在他的《权力精英》上头。
的确，《社会学的想像力》的对象太锁定在“知识分子”，特别是社会学家，这是个问题，让人觉得米尔斯一方面讪笑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劳动形上学”，但自己旋即又掉到一种“知识分子形上学”里头。这让年轻的学生不是觉得无关就是太沉重──要一个孤独的“社会科学者”去寻找公众，提供结构与历史知识，将人们私下的困扰公共化，并自许“公共智能器官”。问题的复杂性还包括，米尔斯整个著作又有一个内在矛盾：理想走到了现实分析前头太远；毕竟，如何在一个“权力精英”与“快乐机器人”的大众消费社会前头“社会学想像”？但尽管如此，米尔斯预设了一个严肃的社会与历史分析路径，以及一个启蒙以来对平等与人的解放的信念。这属于一个严肃的“现代性”计划，有各种价值也有各种内在限制。米尔斯计划的内在矛盾与困惑，当然也反映了这个现代性计划本身的问题。新左小将放弃了和这个现代性的、政治的、历史的米尔斯继续对话，而选择将“米尔斯”浪漫化与烈士化，不啻是拿米尔斯的个人风格为日益抒发性的、“文化性”的运动找到正当性服务。陶德·吉特林曾语重心长地指出六十年代美国新左运动的一些“难题”，其中就包括了，到底是走文化反对，还是激进民主？抒发性的“文化”行动，还是策略性政治行动？吉特林显然对往浪漫化的倾斜是有些欷歔的。
米尔斯对另一路径或许可以提供更深刻的贡献，但历史并不允许，反而要他扮演一个舞台化的角色。八十年代后主流的、保守的“形象化的政治”或许最早始于“大拒绝”的六十年代。
八十年代中，当六十年代的狂飙远扬，里根—撒切尔的新保守主义正在抬头时，汤普森带着颇为沮丧与懊恼的口气怀念他那已经过世二十年的朋友米尔斯。他说：
我不觉得我现在要比六十年代运动高潮时更孤绝。那时候出现了一个新左运动，我和我在英国的同事们都很热衷于它，美国方面则有米尔斯，他是我们在美国最亲密的同道。然后，出现了第二个新左。同时某种知识界的转变也发生了，而我觉得这个转变是不幸的。抒发性的活动被捧上了天，压过了理性与开放的政治活动；同时，西欧也发展出一系列极繁复的马克思主义，变得日趋神学性，而与我所自处的马克思主义断了线。接着，六十年代末出现了和更广大的人民运动绝了缘的知识分子左派运动，它还标榜这个绝缘。一方面，史学家如我可以马上看出这个新左运动不过是反叛的布尔乔亚在搞它自己的反叛把戏，纯粹是自鸣得意的姿态，不属于一个严肃的和深厚的理性的革命传统。但另一方面，你也可以说这个新左运动所追求的众多诉求仍然是左派所一贯追求的，特别是反越战斗争，广泛的争取教育制度民主的斗争。我当然不能公开攻击或批评这个运动，除了在这个运动之内，但即使这样也很困难。因此我的孤绝感一方面来自于这个运动走上了一个在很多方面令我悲叹的路，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只能够保持缄默。
凯瑟琳·米尔斯与她的姊姊潘蜜拉·米尔斯把她们所挚爱的父亲和友人的通信以及一些自传体文字编辑成书，帮助我们从米尔斯作为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人（朋友、父亲、同事……）来理解他的思想、理想、不安、固执、矛盾与困惑。凯瑟琳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借一件小事描述她印象中的父亲，很生动，也和六十年代新左小子们所塑制的殉教者米尔斯形象有看似细微实则重大的出入，能让我们以另一种方式鲜明地想像作为一种知识分子典型的米尔斯。小凯瑟琳（米尔斯去世的时候，凯瑟琳还不满七岁）怕黑，父亲的做法就是在白天的时候，夹着手电筒，带凯瑟琳绕行房子一周，凡遇见黑暗、深邃的角落、储藏室或橱柜，父亲就用手电筒照亮每一个角落，让小小的凯瑟琳明白，黑暗里并没有隐藏着什么真正可怕的东西。从这个历历在目的回忆中，如今将近半百的女儿找到了一种适合纪念她父亲的总结性话语：
我心灵深处仍然可以看到我父亲拿着手电筒照亮黑暗的橱柜。是！我们是可以照亮遥远的角落。不！我们不应该栗于面对我们所发现之物。我相信我父亲给我的教训也同时是他要给这个世界的一个讯息。他的手电筒是理性之光、人性的目的与道德热情，而他毕生殚精竭虑所致力的正是驱除这个由冷漠、迷惑与不负责任所造成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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