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6期

章太炎先生及其《国学讲演录》(下)

作者:吴永坤




  经文比较简要,但也没有简要到如同《辞源》“十三经”条(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一版,合订本页218)所说的那样少:十三经总字数为“147560”(该辞条云系据顾炎武的《日知录》卷十八。检阅《日知录》的卷十八“十三经注疏”条,无一字言及十三经的总字数。这么一部权威的辞书,也信口开河,怎不令人齿冷!)仅韩愈所称道的“左氏浮夸”一经,就近200000字。据黄季刚先生引郑畊老、欧阳修两家统计(两家稍有出入)总字数为636500有余,与《辞源》所说相差近500000字。话说回来,十三部经书不过六十余万字,不能说不简要,因为简要,故解释的空间大,于是有笺、传、注、学、集解;叠床架屋又有正义、注疏(给注作注)。可谓汗牛充栋,繁琐之极。有儒生释“尧典”二字,居然用了十多万字。这种学术能不衰亡吗?经学中最黑暗的部分是程(颐、颢)朱(熹)的理学,他们以“天理”灭“人欲”,明清科举考试均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奉为圭臬,原因就是其学说特投封建统治者口味。欲知各经的具体内容,除十三经文本外,亦可参看《十三经概论》之类的书籍。
  再次,讲《史学略说》。古文经学家认为“六经皆史”。《春秋》自不用说,《尚书》是政令训诂,自然是史料;“礼”(汉代指《仪礼》)是规范行为的,涉及历代文化典章制度,自然与“史”相关;《诗》虽说是吟咏性情,但关乎世风民情、反映政治兴衰得失,且有史料,与史也关系密切;《易》主卜筮,上古迷信,政治大事、决疑问难,均要求卜问卦,卜辞作为史料,历来无异议;乐经久佚,于史之关联如何,不必强为之说,不过不能说于史无关,则是可以肯定的。
  “六经”虽与史有关,但它本身毕竟还不是史。
  章先生在此讲中,以史籍分类为切入口,纵论中国历史长河的各种史籍、史料、史实、史迹,及与之相关的人物、典章制度。分析了史学家的史德、史识、史才,比较了同类史籍的优劣。史籍分类,由于数量浩繁,品种众多,难有一定之规;且代有增损,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章先生以《隋书•经籍志》分史籍为十三类,作为权宜的标准展开论述,只是相对方便而已,并不表示章先生认为《隋书•经籍志》分类尽善尽美。章先生强调,史事可疑者自是不少,但不可无故怀疑,应“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方足以言怀疑”。中国是个历史悠久并且重视历史传统的国家,秉笔直书的史官很不少,如耳熟能详的齐之太史三兄弟、董狐、司马迁等;可谀词媚主、为尊者、长者、贤者讳从而粉饰太平的却更多,两千多年来史书之编撰的话语权,掌握在皇帝手上,读史自应分辨史料真伪(泛而言之,读任何书均要辨伪)。从古至今,秽史实不少见。无征不信是一方面,不无故怀疑是另一方面,两者相辅相成,要允执其中。
  又次,讲《诸子略说》。
  “子”,古代对于有学识人的敬称。“诸”者,多之谓也。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化极其剧烈(姑不论其变化性质),“士”阶层(知识分子)极其活跃,纷纷登上政治舞台,鼓吹自己的主张,形成各种派别。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诸子百家”。章先生从《庄子•天下篇》、《淮南子•要略训》、太史公论六家要旨(见《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区分诸子由流派入手,总论九流十派的要旨及各派源流;然后详述各派(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的思想、主张与别的门派异同。此讲的核心实际上是讲中国的思想史(哲学的、政治的、伦理的)。章先生《讲演录》各讲的内容时有交叉,盖因我国古代文史哲之区分,疆界不甚严也。如《史记》是文学还是史学?《庄子》是哲学还是文学?都可以。《经学略说》一讲几乎全是讲的儒家。这一讲也要讲儒家,角度不同;前者重点讲其典籍,后者重点讲其人物。儒家出于司徒,孔子前有周公、晏子。儒家特点是重人间世,“子不语怪力乱神”是也。此讲还以较多篇幅辨析了孟荀的性善性恶论,后世儒者对此的承袭,且以佛学加以比较。道家先述老子,重点抉发其要义是人君驾驭群臣的权术,所谓“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将欲夺之,必先与之”是也。讲老子特别强调了道士与老子无关,而与法家关系密切。次讲庄子,逐篇分析了《内篇》内容。法家出于老子,太史公将老庄申韩同传,而将商鞅单独别为之传,是其卓识。法家偏重于法的是商鞅,其着眼点在于治民,而不能治大臣;偏重于术的为老子,着眼点是为君主驾驭群臣;其集大成人物为韩非,主张法术势并用。墨家主张兼爱、尚同,尚贤、节用、节葬、明鬼非乐,均是为了实现其主旨的办法。名家出于孔子“正名”一语,为近世逻辑学派的鼻祖,代表人物为荀子、尹文,强调循名责实;而惠施、公孙龙则流入诡辩。至于纵横家、杂家、小说(指街谈巷议、道听途说)家与农家,因有的其学自废(如纵横家在国家统一后无所施其计,流派自亡),有的则因无自己的独特主张(如杂家系集各派所长而成)或本派主张各家亦兼及之(如农家),故章先生不具论。
  最后,讲《文学略说》。
  这儿的“文学”,与现在的概念迥异,而与“文章”的内涵大致相当。章先生在此讲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要谈三个问题:一、论著作之文与独行之文有别;二、论骈体、散体各有所施,不可是丹非素;三、论周秦以来文章之盛衰。
  第一个问题,如果一部前后关联之书,即谓“著作之文”;而独行之文,则指一部书各篇内容互不相干。譬如《春秋》、《周礼》为著作之文,《诗》、《书》则为独行之文。著作之文以史类为主,诸子之文亦属此类。
  第二个问题,章先生以为骈体与散体各有短长,言宜单者,不能使之偶;语合偶者,不能使之单。辞尚体要,单、偶由文章内容需要决定。骈散各有所宜,二者本难偏废。
  第三个问题,章先生以为周代为文章起源时期,战国文体大体具备;六朝时则渐于细密。章先生以为无论在说理、抒情方面,均以周秦文为高;而叙事则以汉文为上。文章优劣,以气骨为主,而不以骈散划分。国势强、尚武时期则文章气骨健,多散文;国势弱、崇儒尚文时期则多骈文。后世无秦汉风骨,故说理、抒情、叙事文达不到秦汉文高度,章先生之见如此。章先生又以为“雅健”为文章入门要诀,明于雅健始可与之言文。
  于此三项有关者是文章分类问题。前人于文章分类不尽相同,盖由作者见解不同、一代有一代之文章(前代有而后代消亡、前代无而后代出现者)、分类有粗有细的结果。章先生以为惟能文之士能论文,否则必是皮傅之论。因而先胪列刘勰的《文心雕龙》、陆机的《文赋》与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分类情况,再说依《文赋》为准绳研讨各种文体的原因。然后简要分析了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类文章的特点、源流、各类之间的同异、擅长十类文章某体的作者及其代表作。先生以为,《文赋》语语谛当,如补充以“祭文准诔,传状准史……记惟游记可作”这几条则完善了。先生自信其论文章分类,较姚鼐明白而收束这一讲。
  章先生作古已七十多年,其著述亦在百年前至七十年前,局限、小疵自是难免,善于学习者,从这位大师书中自可学到别处学不到的知识。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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