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4期
漫说唐宋诗：异同与优劣
作者：董乃斌
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谓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这真是发人深省的透彻之论。钱先生的意思是说，人的体格性分——禀性气质不同，导致诗风不同，时代尽管由唐至宋地变，人的禀性才是形成诗风的真正根源，所以唐人不妨写出宋调之诗，而宋人的诗亦可含有唐音。这一从人的因素、从文学内部来究明诗歌风格的观点，很值得重视。只有综览全部中国古代诗歌，涵泳其中，深有体会，又善于宏观概括，才能提出这个打破历史朝代而重划诗歌风格归属、看似不甚周严却极具启发性的观点。请再看钱先生的进一步发挥：
夫人之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故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唐以前之汉、魏、六朝，虽浑而未划，蕴而不发，亦未尝不可以此例之。
这席话证明钱先生的确是综观全部中国诗史之后才得出的如上观点，并且认为可以回到诗史中去回溯检验的。其实，如以之来看今日甚为热闹的旧诗创作，除了那些不入流者，凡在水平线以上的，不是仍能大致看到有人近唐、有人近宋的风格差异吗？看破此点，实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人的体格性分是一成不变的吗？当然不是。故钱先生随即进一步指出，人由幼至老，年龄既增，性情可变，故“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并举出明人王世贞早年诗风近唐，晚年变为近宋的情况为证。王世贞以外，乃至今人，似也不乏其例。
钱先生的论述实际上也就从根本上打消了一切唐宋诗优劣论的基础——唐宋诗确有异同，这异同的表现集中在诗歌的风格，而真正的根子则在于人之体格性分（亦即脾性、气质、秉赋、心理之倾向与特点等）之中。人之体格性分有所不同，如前引所谓“高明”、“沉潜”之别，也可如通常所分的“阳刚”、“阴柔”，“内向”、“外向”等等，区别确乎存在，但却不一定是此高彼低的关系。既然人的体格性分无所谓高下，对总体风格不同的唐宋诗强分优劣岂不是也很无谓吗？钱先生之所论不但囊括整个中国诗史，而且拓展至文艺心理学，乃至心理学范畴。文风诗风，归根到底不过是人的性格气质和心理特征的一种表现、一种客观化、对象化而已。我们研究诗文风格不应止于字面，甚至不应止于作者生活的客观时代，而该努力深入到人的内心，由风格而及人，由人的外在遭际、客观境遇而及于其内心波澜，甚至某些隐秘层次。以此论为指导来研究中国诗史，眼光便易通达开阔，也容易挖掘得更深。诗歌无分唐宋，皆有好有坏，就诗论诗，实事求是评价即可，又何必要以近唐还是近宋来判断它们的优劣呢？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