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4期
漫说唐宋诗：异同与优劣
作者：董乃斌
宋诗究竟以怎样的特色与唐诗分庭抗礼？集中到一点，就是上文已提及、为许多前人所一再强调的：与唐诗之“主情”不同，宋诗以“重理”为特色。
所谓重理，也就是重意，说的是爱在诗中发表意见，张扬思想，阐述道理，而不仅仅是抒情寄慨。诗是离不开“情”的，宋诗绝非“无情”，而是在“情”之外，更加之以“理”，从而形成宋诗“以理引领，情理交融”的特色。当然，“重理”也就要格外重视逻辑，重视修辞，多用典故（包括用事和用前人成言），为了更清晰准确而又更含蓄蕴藉地表达丰富曲折的意思，便不免较多采用散文化句法，所谓宋人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正是指此而言，其实说到底，乃是为了独创，为了有别于唐诗，而不得不然。这样一来，宋诗的主流风格果然呈现出不同于唐诗的面貌，由唐诗的一片天真烂漫，情感外露，变得矜持整饬，高深难测，同时也就拘谨内向起来。拿人来比方，唐诗总的来看像个血气方刚、口无遮拦、敢说敢叫、不惮喜怒形于色的年轻人，宋诗则变为老成持重、含蓄内敛、说话字斟句酌而更富于内涵、更耐人寻味的中年人了。诗风的不同，其实是文化性格差异的一种外在表现，根子是在于唐宋两代国家、社会之时势景况不同。然而就这样，宋诗发掘出了不少新的、为唐诗所没有的意思，创造出许多新的话语和境界，在唐诗之后开凿出一片别具特色的天地。
每个时代的诗歌，从内容上说，总会打上当时生活的印记，想完全洗掉或遮掩此类印痕都难以办到。所以诗歌史真正重要的议题，不是检查诗的内容，而是关注历代诗歌在表现其时代生活时，各自采用了什么独特的方式。以文、以议论和以才学为诗，本是宋诗的特色，是宋诗之与唐诗区别的独到之处，是宋人创造性的突出表现。对此，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自然尽可悉听尊便。但后来竟成了对宋诗的致命批评，成了否定宋诗的口实，理由是这就表明宋人不懂形象思维。其实，形象思维并不是那么神秘的东西，写诗或者其他类型的文学创作，都离不开形象，也就不能不用形象思维。无论主情的唐诗，还是重理重意的宋诗，只要是诗，就都不能不用“象”并且“重象”，说宋人不懂形象思维并不符合实际。
宋人的好诗，是既有意，又有象的，而且也并不乏情。苏轼有些诗很富理趣，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说的是当事人易犯糊涂的道理，但你能说它没有形象吗？又如“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说的是人生短暂无定却到处留痕的哲理，之所以成为传世警句，系因其取象新颖，譬喻贴切。这不是运用形象思维的收获吗？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所谓江西诗派一祖（杜甫）以外的三宗，每人都有这种既富形象又阐哲理的佳句佳作。像黄庭坚的《次元明韵寄子由》（其三）：“想见苏耽携手仙，青山桑柘冒寒烟。骐堕地思千里，虎豹憎人上九天。风雨极知鸡自晓，雪霜宁与菌争年？何时确论倾樽酒，医得儒生自圣颜？”被后人极口称赞的中间四句，纯然是阐说道理的，大意是说俊才欲报国，恶人偏挡路，相信天总会亮，不必与小人争短长。但这些意思完全是用刻意寻觅而又刻意组成对句的形象比喻来表达，比喻和说理结合得十分妥帖。我们只能说宋人的形象思维有他们的独特之处，却不能认为他们不懂形象思维。刻意地炼意炼句炼字，力图在有限的字数内熔铸更丰富的含义，是黄庭坚、江西诗派，也是众多宋诗的典型特点，是他们区别于许多唐诗的重要特色。像“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送青来”（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其二），“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黄庭坚《登快阁》），“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黄庭坚《寄黄几复》），“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春雨中”（陈与义《怀天经、智老，因访之》），都是经刻意经营而于凡常中寓奇警的佳句，最饶宋人意味，也最见宋人功夫，唐人中也许只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杜甫和堪与他比美的李商隐才能写出这样凝练浓缩的句子——可是只因杜甫、李商隐在前，黄庭坚们便只能屈居后学的地位。
在诗名比黄庭坚们小得多的，甚至标准理学家的诗中，也不是没有形象思维。朱熹的《读书有感》，其一：“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大家熟悉的，不用说了，就是其二：“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阐发厚积薄发、豁然开朗的道理，也是十分精彩。再差一等，像吕本中的《海陵病中五首》（其一）：“病知前路资粮少，老觉平生事业非。无数青山隔沧海，与谁同往却同归？”像叶采的《暮春即事》：“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也都是颇具形象性和真情实感的好诗，不能因其含有理趣就否定了它的诗味——当然这诗味是宋理学家而不是唐诗人的，是一种与“春眠不觉晓”“床前明月光”不同的诗味。宋诗的滋味独特别致，就像新鲜而青涩的橄榄，可能有人吃不惯，但是不能就此否定其价值。诗艺上有集大成之誉的清人，就有一部分十分赞赏宋诗，甚至以为借助宋诗能够重振日渐衰落的诗运。可惜他们错估了时代，复古的努力终未成功，但这仍然不该成为贬低宋诗历史地位的理由。
要说宋人诗中少情，恐怕只能说他们把“情”分了一大块给词。艳情和爱情本是唐诗中很重要的题材，是唐诗很见彩、很吸引人的所在。宋人将其放到词中去表现，而在诗中则多写重大题材，发正大议论，标崇高主旨，从而使宋诗一定程度地淡薄了情味，消减了游戏娱乐色彩。如果我们承认词在本质上也是诗，把宋诗和宋词加在一起来计算，我们无论如何也得不出宋人诗歌少情或宋人不懂形象思维的结论。
但历来文学史往往赞美宋词，而轻慢宋诗。一说起来就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谓之“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云云。此说抓住中国文学史文体变迁升沉的某些现象，突出不同时期文坛的主流文体，对文学史作出简洁的概括，有提纲挈领的好处，但也明显地有片面之弊，如若强调过份，比如造成唐惟有诗，而唐以后则无诗之类错觉，就会造成对文学史的莫大误解，故需清醒对待。
三
应该说，唐宋诗在诗歌史上基本是双峰对峙的状态，两个高峰一前一后，这不成问题，但是否有高低，又孰高孰低呢？于是便引发了绵延至今的唐宋诗之争。我的看法是，二者各具特色，也各有存在价值。唐宋诗的差别，主要是时代的差别，时代由唐至宋，国家情势、社会生活和各阶层人们（特别是文人士子）的遭际命运都发生了种种变化，有的变化幅度之大，前后不啻有天壤之别。时代的变迁不能不带来诗人心态的演变和关注点的转移，也就不能不导致诗歌内容和情调的种种差异——要求宋人再按唐人的风格和调子继续唱下去，实在是既不合理，也办不到。于是，唐宋诗歌风格总体上显出了颇不相同的色彩，然而本质上是一致的，表现上各有千秋，水平却不相上下，犹如人的长相性格和衣着打扮不同，但归根到底，仍然是人，而且两个都是美人。唐宋诗是前后继承发展的关系，是一幅相映生辉的双美图。
如上所述，时代——诗人——诗风，像一条链索，前者之变引发后者之变，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在这里起的是核心作用。但诗人是否完全被动，生活在哪个时代便必然或只能写出哪种风格的诗呢？并非如此，每个诗人自身的体性素质不同，这内在因素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决定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