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1期

一个文学批评家的史识

作者:张桂萍




  李长之(1910—1978),原名李长治、李长植,山东利津人。1929年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两年后转读哲学系,同时参加了《文学季刊》的编委会。1934年后曾主编或创办《清华周刊》文艺栏、《文学评论》双月刊和《益世报》副刊,从此进入文学批评界。1936年出版《鲁迅批判》一书,奠定了他批评家的地位。该年自清华大学毕业,遂留校任教。以后又历任京华美术学院、云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的教职。1940年在中央大学教授中国文学批评史,并任教育部研究员。1944年主编《时与潮》副刊。1945年任国立编译馆编审。抗战胜利后随编译馆由重庆北碚迁南京,主编《和平日报》副刊。1946年10月赴北京师范大学任副教授,并参与《时报》、《世界日报》的编务。这时他主要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和文化艺术的批评,重要的著作有《批评精神》、《迎中国的文艺复兴》、《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苦雾集》(一名《文学研究中之科学精神》)、《梦雨集》(一名《文艺批评与文艺教育》)等。建国后一直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有《陶渊明传论》、《中国文学史略稿》、《李白》等。1951年由于发表了《武训传和武训画传》一文,遭受批判,1957年被打成右派,此后其批评活动基本停止。
  作为批评家,李长之涉猎的领域极为广泛。他精通德文和英文,能阅读法文、俄文、日文原著,早年不仅醉心于德国学术和文化的介绍评论,而且始终关注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因此其文学批评方法有着中西结合、通汇古今的特点。另外,他的勤奋多才在现当代文化史上也是少见的,从他不足二十岁在北大读书开始,到他50年代被打成右派,三十多年中他除了写有几百篇论文外,还出版了二十余种专著,他批评过代表中国古代文化最高成就的孔子、屈原、司马迁、杜甫、王羲之等人,以及几乎所有现当代知名作家。他出版有诗集《夜宴》、《星的歌颂》,也翻译过歌德的《歌德童话》、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玛尔霍兹的《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但他在文学批评上的成就和地位更令人瞩目,他一生也是以批评家自居的。对于这一点,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和于天池的《批评家李长之》等论著都有深入的阐述。
  在李长之数量众多的批评著作中,《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其古典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力作。当代学者多把它看作是具有传记批评色彩的专著,所采用的主要批评方法就是将作家的生平事迹与其作品相联系,注意抓住其本质特征及其进展过程予以全面的批评。笔者想强调的是,他在阐述问题时表现出来的准确和敏锐,以及敢说敢为、独立自信的气概,显示了李长之文学批评的总体特点。这一特点的形成与其对“史识”的认识和坚持是分不开的。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完成于1946年,1948年由开明书店出版,问世已近60年了,可以说是一本老书。但无论史学界还是文学界,一提起这本书,大家都会想起它丰富生动的内容和充满激情的表述。它为什么有这种经久不衰的魅力?对此,学者多从李长之先生表述上的富有文采和激情加以评价,但我想更为重要的原因,还是与李长之先生表现在书中的史识有很大的关系的。
  与先前或同时代的《史记》研究著作相比,本书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明确提出了从“史识”出发进行撰述的宗旨。李长之先生认为,当时在大学里开的“史记研究”的课,只讲版本,讲训诂,讲甲说乙说,而自己不说,甚而有的人只以点点“句读”为事,充其量不过讲讲“义法”,如此而已。因此,作者在《自序》中提出:
  我认为,史料不可贵,可贵是在史料中所看出的意义,因此,历史不该只在求广,而且在求深!
  在后来的论述中,李长之先生还特别在第七章列出一节讨论司马迁的史识,并在很多地方指出其“史识”之所在:
  司马迁之难能可贵,并不只在他的博学,而尤在他的鉴定、抉择、判断、烛照到大处的眼光和能力。——这就是所谓识。就是凭这种识,使他统驭了上下古今,使他展开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事业,使我们后人俯首帖耳在他的气魄和胸襟之下。学问到了这个地步,已近于一种艺术,因为它已经操纵在己,没法传给别人,也没法为人所仿效了!
  一个历史家之可贵,并不在史料之多,而在对史料之了解,并能看出它的意义。……司马迁之可贵,乃在他的“识”。由于他的“识”,于是他能对平凡的史料,而掘发出了意义。
  读书多不难,难在读书要有理解。即以司马迁之论孔子,论老子,论屈原,他是太会读书了。这就又靠他的识了。
  在李长之先生看来,司马迁的《史记》使历史著作成为一种艺术,靠的并不是堆砌史料,而是抉择、鉴别史料的史识,而这些烛照大处的眼光和能力又必须通过读书来培养。他所说的读书不是钻进故纸堆的“死读”,而是要不断磨练理解史料、鉴别史料的能力,促使自己的史识不断提高。这些认识最终形成他对“良史”之才、学、识、德的理解:
  一个人的“学”诚然重要,然而真正本钱还是在“识”,刘知几说良史一定要有才学识,章学诚又加上德,然而三者或四者之中,最重要的还是“识”。因为“才”不过使一个人成为文人,“学”不过使一个人成为学者,只有“识”才能让一个人成为伟大的文人,伟大的学者。至于“德”,那也仍是识的问题。能见大体之谓识,能察根本之谓识,有这种识,还会没有史德么?必须有“一览众山小”的境界,然后足以言史!
  他在这里提出识是“良史”修养中最紧要的一条。这不是他的创见,古代学者也多有这样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德、识关系的理解。他强调的识是能见大体、察根本的能力,从更深层看也是史家道德人格的修养,凡对历史、国家、政治等大是非都能有通达之见的,还会没有史德吗?可见,他所说的识不是对某一具体问题的一偏之见,而是通识,是识与德的统一体。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李长之先生评论《史记》时没有炫耀自己的博学(尽管他在哲学、美学、文学、历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修养),而是尽量以良史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从总体的学科背景和贯通的发展趋势发掘司马迁及《史记》的丰富内涵。这可以说正是得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之深旨,表现了他善读书的识力。
  应当指出,本书是第一本把司马迁同时作为史学家、文学家与思想家并加以系统考察的学术专著。作者从史学、文学、哲学的角度,对《史记》产生的时代特点,司马迁的学术渊源、历史观点、政治思想,到《史记》各篇的具体作者、著作年代及其风格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作者在第七章《司马迁的精神宝藏之内容——浪漫的自然主义》中,从思想渊源上探讨了司马迁的思想与儒家、道家和荀学的关系,认为司马迁主要受惠于孔子,和孔子有“真正的共鸣”,但其根本思想还是道家。这主要源于家学,也受荀子学说中自然主义的影响。所谓“自然主义”是指司马迁的思想带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色彩。由于汉朝受楚文化的影响,加之通西域后“异国情调”的输入和汉武帝初期经济的繁荣,造成了一个洋溢着浪漫精神的时代,这又使司马迁的性格带有了浪漫色彩。这样,从思想上看,司马迁是自然主义的,在性格上却是富于浪漫和情感的——这是李长之对司马迁和《史记》研究定下的基调。然后,他又揭示了司马迁历史家的身份和地位,说司马迁“究竟是一个历史家”,并从司马迁的历史意识、历史哲学和历史科学及政治观、史官传统等方面,突出阐述了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及其在史学上的贡献。在此基础上,作者在《司马迁的风格之美学上的分析》和《文学史上之司马迁》两章中,着重阐述了司马迁文章的风格和美学特征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书名中所谓“人格”包括对司马迁思想、性格、心理及其成因的探讨,“风格”则主要是分析《史记》一书的创造性特征的构成,这样就把史家司马迁的个性特征和伟大史著《史记》的创造性紧密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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