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1期
一个文学批评家的史识
作者：张桂萍
在研究方法上，李长之已经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来揭示司马迁历史思想的先进性。他指出：
司马迁是一个有史观的人……他有他的历史哲学。假若说他的历史意识，是在所谓“通古今之变”上，那末他的历史哲学，就是在“究天人之际”上。天人之际是什么？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客观力量和主观行为的消长结果。因为他看重客观力量，所以也可以说他的史观乃是唯物史观。在客观力量之中，更重经济力量，这是我们已经说过的了。同时他所认识的客观力量并不是死的，而是在一种动态之中的，这动态却又有一种法则可寻，那就是盛衰循环，近于一种辩证法。
以此为依据，他还对“变”、“渐”、“理”、“势”、“自然主义”等范畴和概念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客观力量“也便是一种‘势’——这是物质的自然和人为的（文化的，历史的）活动所加在一起而构成的一种趋势”，这就是道家讲的“自然主义”，是司马迁思想的哲学基础。将司马迁的历史思想基础归结为道家，固然是一家之说，但他在具体分析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辩证唯物史观和方法论的修养和力图沟通中西方历史思想的努力，也使人们从一个方面理解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现代意义。但是也应该看到，李长之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还显得有些薄弱，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对《史记》“实录”特征的认识。这与当时尚未建立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因素有关。后来季镇淮写《司马迁》（1955年初版），就把李长之所说的“浪漫的自然主义”的司马迁称为“现实主义的历史家、文学家”；把司马迁的“民间精神”称为“褒贬尺度的人民性”，并把尊重实事求是看作是人民性的来源；还用了现实主义理论的典型性来分析《史记》的“实录”特征，可以说是用更为先进完整的理论发展了李长之的《史记》研究。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时代思潮对学者见识的影响。
另外，在重视理论的同时，李长之还很重视史料，表现出他在选择史料、鉴别史料方面的识力。他每论一个问题都尽量全面地搜集材料，尤其注重采集《史记》原书中的材料，并一条条选择出来，统归在他的论点下，常令人有耳目一新、茅塞顿开的感觉。如第三章作者分析了司马迁与孔子《春秋》及六艺的学术渊源，指出司马迁在史学方面受惠于孔子之处，主要体现在古典精神、对历史人物之人格的欣赏和评论、理智色彩、慎重和征信的态度、人生的体验与智慧等几方面；同时也辨析了他们思想旨趣的异同，使人读来如拨开重重迷雾，看到了这两位巨人之间的精神联系。这也表现了作者思接千载、纵观全局的史识。更妙的是，他还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考据方法来分析《史记》文章风格的形成及影响，认为司马迁文章的风格来自秦文，又受到《楚辞》的影响，文字可称“奇而韵”，奇来自秦文的矫健，韵则由于受《楚辞》的洗礼。从影响上看，作者着意分析了司马迁文章风格特征与古文运动的关系，认为“司马迁是被后来的古文家所认为宗师的”（第296页），但后来的古文家学到的只是司马迁在表面上的一点姿态而已，因为没有司马迁那样的才识经历，能够多少创作出《史记》那样有生气的文章的，却愈来愈少。这些见解的获得，体现了李长之先生所具有的文学家的体察入微之才情及历史家的严谨考索之功力。这种研究方法贯穿全书，表现了作者的通识。
正如大多数读者所感受到的，本书在表述上的特点是很突出的，这也与李长之对文学的识见有密切关系。即他有一个明确的撰述思想：“我写一部东西，很少是基于外在的动机，却往往基于自己的一点创作欲求。……在我没感到和自己的生命有着共鸣时，我也根本不能选择了作为我写作的对象。”（自序）本着这个原则来写司马迁，首先要求作者尽量准确地把握司马迁所处时代的特征及其生活的环境，这无疑要费些探索和体察的功夫。从第一章到第六章就是作者作出的努力。他用优美而富于情感的笔调，精审详核地分析了司马迁所处时代、家学渊源、文化背景、精神性格、人生经历等等因素对司马迁及其作品的影响，特别是对汉代酷吏之风的分析和对汉武帝与司马迁这“两个英雄”的比较，虽然头绪繁多，但论述清晰流畅，深入有力，可谓是知人论世，婉而成章。假如没有对问题的深刻理解，是不会写出这样生动的文章的，因此我们说这种风格是在卓越史识指引下形成的。李长之分析司马迁的风格，认为《史记》做到了使文风与所记述人物性格相符，即主体风格与描述对象在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而他在写《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这本书时，也不自觉地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格：在整个叙述过程中，作者对司马迁的才华、史识、个性、经历等，都深寄理解之情，对其浪漫的自然主义深有体会，故在行文中可感受到司马迁之遗风。
从学科发展来看，由于李长之注重从各个学科互相交融的整体背景出发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此他所涉的问题是比较丰富的。他提出了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中很多重大问题，开拓了《史记》研究的领域，并提出了发人深思的深刻见解。如，作者运用文艺美学的理论阐述《史记》的美学风格，并不仅仅是把《史记》当作文学作品，还把它看作是代表一个时代精神活动之精华的艺术品。他在“《史记》一书的个性”一节中说：“原来司马迁在一个历史家之外，兼是一个艺术家，他晓得每一篇传记一定有一个中心，为求艺术上的完整起见，便把次要的论点（在艺术上的次要）放在别处了。这是前人所发见的‘互见法’。”他说司马迁是艺术家，更多意义上是就其表述上的成就而言，并且认为司马迁的历史意识佐之以诗人的慧眼，使《史记》表现出史诗性。这种认识对我们今天研究历史文学这一分支学科是很有启发性的。后来很多关于传记美学、《史记》艺术美等方面的研究著作大多受到李长之的启发。作者提出的司马迁的爱奇、爱人才、民间精神等看法，也为后来人们探讨司马迁的美学思想提供了重要线索。此外，作者在“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一节中，分析了司马迁在史学上的贡献，认为《史记》在历史科学的方法上贡献尤大：“司马迁的历史已经能够探求到人类的心灵。所以他的历史，乃不唯超过了政治史，而且更超过了文化史，乃是一种精神史、心灵史了……这就可见司马迁乃是要在人类的生活经验之中而寻出若干范畴来了。因此，他的书乃是演化与体系二者并重的。”这其实就是在后来得到系统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历史的、人生的、社会的研究方法，李长之先生在此已探索到其内核了。
这些分析对文学家、史学家和思想家都极具参考价值，类似这样的问题，全书各部分都从科学预见上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和大胆的设想，既给人有益的启发，又为《史记》研究展现了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挑战的前景，可以说是开了一代新风。李长之先生在“史记学”上起到的承先启后的作用，也是学术界所公认的。我们从中也能得到一点启示，注重史识，不仅使一个文学批评家提出了超越本学科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深化了某些问题的研究，还在此过程中使个人的德、才、学、识得到更高层次的锻造，这是推动学科发展和个人进步的内在动力。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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