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2期
钱锤书《也是集》的书名及其他
作者：王培军
一、《也是集》的书名
《也是集》是一册小书，收文四篇，在香港出版。后与《旧文四篇》合并，删去一篇，是为《七缀集》。在《七缀集》的附录里，钱先生于《也是集原序》后，添了一段“附识”，述及《也是集》的书名，说：
我后来发现清初人写过一部著作，也题名《也是集》。吴庆坻《蕉廊脞录》卷五：“江阴李本(天根)《爝火录》三十二卷……引用书目，附录于左：……《也是集》，自非逸叟……”即使有一天那部著作找到而能流传，世界虽然据说愈来愈缩小，想还未必容不下两本同名的书。
钱先生的这段话，不过三四行，却几乎行行有错。
第一，“自非逸叟”的那本书并没有失传，甚至也不算冷僻。相反，其书在晚清民初，不止一次翻印，见于各种丛书，如《明季野史汇编》、《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等。研究晚明史的人，也许要认为是常见书。今人所编的《四库禁毁丛书》史部第33册，也收人了。其次，那本书的书名，确切地说，也不是“也是集”，而是《也是录》。其详，可见谢国桢的《增订晚明史籍考》。一字之差，虽不致“谬以千里”，但钱先生的解释，不免有欠圆满了。第三，那本书的作者，一般是题为“自非逸史”，其人真名为邓凯，各种目录书，都是作晚明人的。全祖望的《鲒琦亭集》、邵廷采的《思复堂集》等，均载有其人事迹。钱先生说是清初人，虽不错，但不确，恐怕是未检原书之故。
顺带一提，光绪三十三年(1907)，天津的大公报馆也出版过一种《也是集》。作者为英华，字敛之，也是近代史上有名的人。严复曾为此书作序，收入王栻编《严复集》。晚清的文献是钱先生博览的一个方面，而尤其瘉壄堂的诗文，是钱先生所烂熟的，但不知这一篇何以竞筛眼里走漏了。不然，最后一句的数目字，便该易为“三人行”之“三”了。
二、人生的妙喻
相对于谈艺，钱先生于写旧诗所用的功夫比较少的，但“炼意炼格，尤所经意”，所以名章隽句，也所在多有。惜乎学人浮气粗心，多染流俗之习，偏嗜浮烟涨墨，于钱先生的气体清妙，鲜能领会，殊令人有真赏难逢之叹。在《槐聚诗存》第44页，有一首《新岁见萤火》，云：
守玄行无烛，萤火出枯草。……流辉坐人衣，飞熠升木杪。从夜深处来，入夜深处杳。嗟我百年间，譬冥行长道。
“从夜深处来”四句，是说人生世间好比深夜的飞萤，生，是从不可知的大夜而来，死，则消失而仍归于大夜。这种比喻是令人起生死之感的，钱先生作为诗人的敏感，在这几句诗里有充足的表现。可是，这个感想不是钱先生的创造，也非传统诗中所有，其渊源应该是来自欧洲。英国7世纪的史家比德(Bede)，有一部传世之作，名叫《英吉利教会史》(The EcclesiasticalHistory of The English Nation)，其第二卷十三章，有一节略云：
吾人生世间，为时极短，生前若死后，俱神秘莫可知。亦如冬夜中，风肆雪虐，吾人相聚欢饮，壁炉之火，炽然而燃，而于此际，偶有一雀，自门外飞入，逗留片刻，遂复由窗飞去。当彼在屋中时，受屋之庇，略无风雪之侵，然亦祗此一瞬，倏忽之顷，自暗夜而来之雀，又复归于暗夜中矣。人生世间，亦略如是，一弹指顷耳。生之前，死之后，俱如大夜，不可知也。
这一节文字，是英国文学史上的名篇，钱先生不会没读过，所以，说前面那几句诗脱胎于此，应该不是过分的话。
三、曹冲称象
曹冲称象的故事小学生都熟知。不过，这个故事的来历并不简单，其间涉及些许学问，钱锺书、陈寅恪两大师都曾有所考证、议论。如《管锥编》第1260页云：
苻朗《苻子》：“朔人有献燕昭王大豕者，……大如沙填，足如不胜其体。王异之，令衡官桥而量之，折十桥，豕不量；又令水官舟而量，其重千钧。”按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清桂馥《札朴》卷三皆谓与《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载邓哀王冲量孙权致巨象事同。《杂宝藏经》卷一之四记天神问弃老国王：“此大白象有几斤两?”举朝莫对；大臣归以问父，父曰：“置象船上，著大池中，画水齐船深浅几许，即以此船，量石著中，水没齐画，即知斤两。”
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一文(见《寒柳堂集》)，亦及此事，引《魏志·邓哀王冲传》，又引宋叶适《习学记言》云“仓舒(按指曹冲)童孺，而有仁人之心，并舟称象，为世开智物理，盖天禀也”，谓：
是直信以为事实。何义门焯以仓舒死于建安十三年前，知其事为妄饰，而疑置水刻舟，算术中或本有此法。邵二云晋涵据吴曾《能改斋漫录》引《苻子》所载燕昭王命水官浮大豕而量之，谓其事已在前。(见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壹肆。)然皆未得其出处也。考北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壹弃老国缘云：天神又问，此大白象有几斤?而群臣共议，无能知者。亦募国内，复不能知。大臣问父，父言，置象船上，著大池中，画水齐船，深浅几许，即以此船量石著中，水没齐画，则知斤两。即以此智以答天神。
据《三国志》，曹冲封邓哀王，故云“邓哀王冲”。钱先生大概认为：曹冲称象，与燕昭王称大豕，略无不同，而与《杂宝藏经》所载尤相似。钱先生一向主张：“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换言之，便是观其会通，而寻常的异同比较，则匪所思存。所以，钱先生拈出此事，并非要追溯源流，考其事之所本，不过聊徵“心同理同”之意。而陈先生的兴趣大相径庭，钱先生之所不为，正是陈先生的精彩处。陈先生于考证事毕，有一节推论，剥茧抽丝，抉发其事流传的经过，并及比较文化的大义，云：
《杂宝藏经》虽为北魏时所译，然其书乃杂採诸经而成，故其所载诸国缘，多见于支那先后译出之佛典中。知卷壹之弃老国缘亦当别有同一内容之经典，译出在先。或虽经译出，而书籍亡逸，无可徵考。或虽未译出，而此故事仅凭口述，亦得辗转流传至于中土，遂附会为仓舒之事，以见其智。但象为南方之兽，非曹氏境内所能有，不得不取其事与孙权贡献事混成一谈，以文饰之，此比较民俗文学之通例也。
我想，钱先生嫌陈文章不雅驯(见《与汪荣祖书》)，此文未必寓目，否则考证既与圈合，照钱先生的脾气，是要自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