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2期
张爱萍：不朽的人格，不朽的人
作者：李 乔
张胜同志寄来他的大著《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我翻来复去地读，在书上不知画了多少杠杠。书里的情节，常常袭人我的梦境，令我不能安眠。这本近500页的书，深深地吸引了我，更震撼了我。
张胜的父亲，是张爱萍将军。张胜曾任总参某局局长，他写这本书，既是为父亲写史，更是为大时代写史。
初看书名，像是报告文学，但实际是一本极严肃的张爱萍将军的传记。虽是人物传记，写法上却与传统的传记颇有不同。通常的传记，一般都是只记传主之事，作者极少出现在传记情节中。但此书却常有张胜当面向张将军提问的情节，作者也融入了传记；通常的传记，主要是记史实，作者较少发议论，司马迁写传记，议论只有“太史公日”那几句话。但张胜在书中常常激情四溢地发议论，议论又常具有思辨性。这种传记写法，以前未见，可谓创体。文体本由人定，文成法立，过分拘泥于传统文体会限制人的思想。张胜这本传记，因采用了创造性写法而获得了很大的自由度。
张胜在序言里说，为写这本书，他请父亲系统地谈了对人生，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因之，书里留下大量的张将军的答问录。这些答问录，都是极珍贵的史料，成为后人研究党史军史的第一手材料。张胜用“访谈”来的材料写传记，这本传记便有了“口述史学”的性质和特点。看着书里那些张将军忆往说故的文字，好像又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仿佛又看到了活着的张将军。的确，还有哪种传记材料，比传主自述自己的历史和发表对历史的看法，更能让人了解传主生平和看出传主的思想呢?张胜“访谈”张将军，让我联想起司马迁为写《李将军列传》访问李广。司马迁说，“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张胜写的是《张将军列传》。
写传记须用史笔，史笔一般厚重少文。张胜的史笔既有写真的厚重，又有文学的美感。他的文字，豪放中带着洒脱，凛然有风骨，又有天籁般的气息。常说“文如其人”，我与张胜略有交往，感到他的文很像他的人。又常说“子如其父”，看了这本书，觉得张胜其人其文，颇有一点张将军的遗风。
三不朽的人物
中国传统的论人之法，有三不朽之说。立德、立功、立言，谓之三不朽。以此衡之张将军，可在这本《张将军列传》的末尾，写上这样的“太史公曰”：读书时空口“张将军，功大，德高，言真，堪称三不朽之人物也。”
张将军在中央苏区，是团中央秘书长，抗战时期，是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他是我海军的主要创建者，在领导两弹一星和航天事业方面，有重大的组织和领导之功。在“立功”这一项上，张将军可谓功勋卓著，彪炳史册。这些事功，已使他成为不朽的人物。但我感到，更让张将军成为不朽人物的，还是他的人格，即他的“立德”。他的人格，我认为可以感动一切正直、善良的人，可以光耀中华青史。
谈张将军的人格，就要谈及他的个性。张胜对父亲的评说是，一个刚烈的人，一个透明、率直的人，一个孤傲的人，一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他在书中还披露了几位领袖对张将军个性的评说。最主要的三句是，毛泽东说他“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是刺”；邓小平说“军队中有两个人惹不起，你，张爱萍，就是一个”。看来，领袖们对张将军的个性有共识。他们这些话，是赞许，还是责怪?读完全书，我感到，这当中既含有赞许和器重，也有责怪和批评。但我从这些话里，却读出了张将军的不凡、刚直。
领袖们和张胜对张将军的评说，角度虽然不同，但都大体画出了将军的个性和人格的概貌。张胜的评语中，我认为“天真”二字最为传神，也最触及本质。“天真”，就是纯洁无瑕，没有杂质。作为党员，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作为人，就是一个真正的人。
细读此书后，我对张将军的个性和人格也做了一个概括：张将军是一个只服从真理的硬骨头。将军刚烈，此为“硬”。这个硬，既是个性，更是人格。硬，是为了坚持真理；为了坚持真理，张将军硬得像块金石。张胜在讲到他父亲在“文革”中的表现时，引了一句关汉卿的戏文：“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说父亲像一粒铜豌豆，真是一个绝妙的比喻。张将军在坚持真理这件事上，确实就像一粒铜豌豆。
评史论人，如孔子所说，“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深切著明”。我还是举些例子，来说明张将军的人格。
“我谁也不跟，我只跟随真理!”
几十年来，在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在政治运动中，有个问题经常尖锐地摆在每个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面前，就是：在不同观点或不同政见的分歧中，是跟理还是跟人?是服从真理还是服从权势?这个问题不知困扰过多少人，也不知多少人为此栽了跟头。不跟真理跟林彪，一些干部搭上了“贼船”；不跟真理跟“两个凡是”，一些干部又犯了“左”倾僵化错误。张将军的态度是什么呢?他说，“我谁也不跟，我只跟随真理!”“没有真理，任何人都不能让我低头!”林彪如日中天时，“学毛著要立竿见影”之说风行天下，谁敢说个“不”字?张将军就敢。他讥刺说：“晴天立竿可以见影，阴雨天怎么见影?”“林彪的这些话，摆摆龙门阵还可以，写进文件里就不妥当了。”
耀邦同志对张将军这种跟理不跟人的态度，曾给予高度评价。他对张胜说：“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敢于坚持真理的。就像你父亲一样，即使是毛泽东批准的，决定的，他也敢站出来反对!”在张将军心目中，真理是高于一切的，不论是领袖，还是党中央，乃至整个党，都必须服从真理，谁搞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东西，他都不认同。在“文革”中，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党坚持这些错误，丢掉、背弃自己的宗旨和信仰，那就不是我要加入的党，也不是我要革命的目的。我可以走!”这铮铮之言，只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才敢说，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才说得出。
对于毛泽东同志，他一贯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对毛的功绩，他是崇敬的，他把毛视为自己的导师。但他爱师尤爱真理，毛泽东正确时，他紧跟；毛做了错事，他不盲从。对毛的错误，他持坚决批评的态度。鲁迅说，“师如荒谬，不妨叛之。”张将军即如此。“文革”前，有一次毛让总参的几个人包括将军去游泳池谈粟裕的问题，他后来回忆说：“毛起来，穿上件睡衣，说找你们来，是想谈谈粟裕的问题……大家都没有说话。在这样的场合，以这样的口气，谈这样的问题，这做派我真不能习惯。回来我就跟你妈妈讲了，有变化了，和从前不一样了。”对于领袖这种即使是“起于青苹之末”的小变化，张将军也是反感的。到了“文革”时，对毛的个人崇拜达于癫狂，张将军就更是厌恶之极，坚决反对。他说：“我看出来了……滋生的帝王思想。这是腐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