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2期
找回“诗歌的精神”
作者：张清华
1978年或许是当代诗歌历史变化的一个关键性的节点，因为这一年中，以一份油印诗刊《今天》的问世为标志，以“潜流”形式存在于地下十数年的“新诗潮”浮出了水面。这不是巧合，没有政治上“解冻”的气候的话，“新诗潮”至少还要在压抑中持续其地下状态，很难成为显性的文学现象。而诗歌对环境季候的感受是如此的敏锐，一旦有适宜的征兆，马上就可以显现出来。
从1917年或者1918年前后至今，新诗刚好经历了九十年。由于社会历史和诗歌自身的变化，这九十年显现为“三个三十年”：从1918年到1949年，虽历经动荡和战乱，新诗却沿着自己的道路和意志由雏形到初步成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诗人和经典的作品，在形式上也达到了相当完备和丰富的程度；从1949年到1978年，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力干预，新诗出现了形式上的封闭和技艺上的褊狭与倒退，除一部分坚持现代性倾向的诗人转入了地下和“潜流”写作之外，主流诗人的写作大都被拘囿于概念化和口号化的藩篱中；1978年至今，诗歌观念经过持续的调整与对峙，逐步重回到现代性的轨道，出现了空前的丰富与变异，呈现出形式与路向的开放与多元化。
谁是“新诗潮”出现的标志?是1978年前后开始浮出水面的“朦胧诗”吗?朦胧诗只是新诗潮巨大的潜流存在的“冰山一角”。它的源头要早于1978年十多年。具有独立思想、叛逆气质和陌生化艺术追求的诗歌早在1960年代就出现了。1968年食指写出了《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相信未来》——这还不说北京等城市中大量处在地下状态的诗歌写作者。
1978年中国政治的变革，同当时的思想界包括文学与诗歌界活跃的状况之间，既是密切关联的，也是互为因果的。因此，在1980年代有关诗歌的讨论中，人们将“朦胧诗”的诞生当做新诗潮发端的标志是有依据的。尽管这个认识存在着“历史短视”，但从广为传播、影响和推动人们的观念解放、社会进步这一点上，1978年对于当代诗歌确有不可替代和抹煞的意义。
二
我将近三十年的诗歌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1978年到1985年，叫“新诗潮的变革期”，当代诗歌历经了新旧观念的紧张对峙，逐步确立了由“朦胧诗”所代表的新型诗歌观念；1986年到1989年，叫内部的分化期，或者“第三代诗歌运动时期”，这期间新诗潮的内部不再保持统一，其后继者在享用了朦胧诗人的斗争成果的同时，诗歌观念上产生了明显的分化，出现了对不同价值向度的多元认同；1990年到1999年，所谓“1990年代诗歌”时期，外部压力使1990年代诗歌在价值向度与美学观念上，出现了重新整合和“向内转”的迹象，在创作上进入了一个“个体写作”时代，文本与技艺方面的探求上升为首要诉求，这使1990年代成为了诗歌写作的一个重要的蕴积期和带有某种“意外”的收获期。上述局面持续到199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上的转轨，写作环境再度发生根本改变，诗歌内部又一次发生了分化。以1999年的“盘峰诗会”为标志，当代诗歌进入了第四个时期，一个多元共生期。
“朦胧诗”从一开始就处在“风口浪尖”。到了1985年，由朦胧诗所承载的新的诗歌观念，悄然成为了事实上的胜利者。然而，作为胜利者的朦胧诗，所拥有的光环也同时消失了，朦胧诗人原来几乎作为“文化英雄”的公共形象与自我期许也陡然落空了。1987年后北岛、顾城、江河、杨炼陆续去国，就与诗歌界整体的观念变化也有关。1986年发生的“现代主义诗歌大展”，将以60年代出生者为主体的更年轻一代的诗人推上了历史舞台，随之“逃逸性”的文化态度开始代替北岛式的“对峙性”的文化姿态而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与现实之间似乎并不存在什么紧张关系，倒是对他们的上一代抱有强烈的叛逆情绪。至此，朦胧诗似乎已经完结了其历史使命。留居国内的舒婷渐渐终止了诗歌写作。
朦胧诗兴与衰的历程，值得我们思考。对照北岛和食指——两位当代诗歌的先驱，问题变得比较明显：生于1948年的食指自1960年代中期开始诗歌写作，在1968年已经通过传抄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他虽然只比北岛年长一岁，但在当代诗歌历史中，却几乎要比北岛早出“半个代际”；他的作品当初曾经多次在北岛芒克等人创办的《今天》上发表，但在1980年代初期——朦胧诗人的成名时期，却几乎无人关注。与此对照，在创作上明显晚于食指许多年的北岛，在1980年代初期却一举成名，成为当代诗歌变革的象征性人物；但到了1990年代，人们却重新“发现”了食指，发现了他的诗歌文本的价值——他的那些包含了个人悲剧生命人格实践的作品，焕发出了更为久远的生命含义与抒情魅力。今天，人们也许发现，置身中国的土地、历史与现实中的食指，无论是从人格力量还是文本价值上，都比北岛更有生命力。这表明，以生命实践参与并见证诗歌写作的意义，要比在单一的社会意义上建立写作的意义更有价值。
1986年由徐敬亚等人策划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展”，其文化含义，可谓含混和多义，很难予以清楚地解释。其中当然有作为个体觉醒的先锋精神，它们非常敏感地预示了中国从意识形态的一元性社会结构，到结合了市场性因素与大众文化参与的二元性社会结构的转换。
1990年代诗歌的发育与“第三代”的崛起有关。1980年代对主流文化地位的迷恋，对于“参与”社会发展或变革的强烈冲动，在1990年代变成了对边缘化处境的悲凉体认、对公共价值的深度怀疑和对自我价值的深入理解。这是当代诗歌乃至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变化。1990年代的中国诗人体味到西方式自由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承担起当代性的思考、批判和建构的工作。
1999年的“盘峰诗会”上，京城和外省的诗人关于诗人的角色、与现实文化中心权力的关系(包括与西方文化权力与诗歌观念之间的关系)、语言与修辞的向度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论争。现在看来，导演这场纷争的，除了一些具体利益因素之外，宏观上其实是根源于“全球化”这根魔棒的作用。“盘峰诗会”留给了诗歌界相当多的遗产：引发了关于当代诗歌在文化价值与审美趣味方面的大讨论；深化了诗人个体对自我文化立场与角色认同的自觉；引发了新一轮的诗歌写作与出版热；推动了新世纪诗歌多元化局面的形成。
随着这场分歧的出现，代表了更年轻一代审美取向与文化观念的“70后”、“80后”诗人迅速登上了历史舞台，从1960年代诗人中又分化出了“第三条道路写作”，特别是，随着网络新媒体的迅速扩张，诗歌借助网络环境带来的新的伦理与美学情境、借助世纪末与世纪初的“狂欢”氛围，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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