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2期
找回“诗歌的精神”
作者：张清华
形成了一个纷繁多样、旗帜林立、中心消解、众声喧闹的局面。一个现实与虚拟双重意义上的“新江湖世界”，重新成为如今诗歌写作的广阔背景和舞台。这样一个变化，如果就其历史的意义来看，不亚于1990年前新诗从旧诗中脱胎的骤变，因为网络传播环境彻底改变了诗歌写作的主客体情境，改变了传播方式，修改了诗人的主体身份与自我想象，改变了写作的伦理与修辞方式，所以原有的许多价值规则都要面临失效和调整。但这种变化绝不是“进化论式”的逻辑，从精神的意义上诗歌所面临的考验和机遇一样多，而从文本的意义上，这场变化的正面意义还远未得到充分证实。
三
三十年我们收获了什么?
我们找回并且确认了“诗歌的精神”——我以为这就是近三十年诗歌最大的收获。什么是诗歌的精神?最重要的应该是自由的、独立的、人文的和艺术的精神，是诗人以自主的意志对历史、社会、时代和现实、还有一切精神领域的直接面对。诗人靠自己的努力拓展了诗歌的疆界，将精神的触须伸张到了一切应该抵达的领域；诗歌也回应了它的时代，勾勒出了一部当代中国的精神历史。像1980年代中翟永明、伊蕾等女性诗人那些传达了深沉而哀痛的意识觉醒的女性诗歌；像海子那些近乎天籁的“心灵夜曲”与伟大孤独中的旷世抒情；像1990年代那些于黯淡的精神氛围中默默持守着思想家园的诗人的作品；像郑小琼式的，那些底层劳动者的生存苦难的悲凉吟咏……既见证了时代的风云激荡，也留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精神肖像。
再一点是诗歌“经验的宽度”，这可以说是一个时代诗歌是否成熟和繁盛的标志。什么是经验的宽度?它是指一个时代诗人感知世界的精神界面，把握物化世界与主体世界方式的丰富程度，这必须是足够宽阔、足够多元的一个界面，它应该无孔不入、无所不在。换句话说，诗歌应该变形为一切，一切皆有诗歌的可能。有人叹息如今的诗歌已经“失去了标准”，但不要忘了，它的另一面就是多元的尺度和无限的可能空间。
经验的宽度表现为主体立场的“智性化”和“中性化”，这是当代诗歌“精神成年”的标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式的那种“童年化”的诗歌书写当然很美，但作为一种审美对象物的时候，则不免令人有单薄感。但那时它几乎是作为全社会、作为整个当代诗歌的最高范式，因此它表明的，便是整个诗歌趣味与读者趣味的“纯稚”和“未成年”状态。而今，我们的诗歌可以说既覆盖了具有时代“共名”(陈思和语)意义的公共经验、具有普世性的文化经验的领域，也能够深入到个体世界的具体处境、日常生活的细微经验、以及“并无意义”的本能世界之中，书写出入性的“最广谱的图景”。同时，经验的宽度还特别表现在能够容忍向下的、或者带有“破坏性”的写作。第三是“复杂完备的技艺”。从现代诗所应具备的要素看，如今的诗歌写作可以说是极其多样和完备的，在意义建立、意象、修辞、细节、结构、节奏、色彩、悖谬关系、戏剧元素、跳转或连绵、暗喻或反讽……如今的诗人可以说是“武装到了牙齿”。
四
当时常听到有人对诗歌表示失望或者悲观的言谈时，我不免要思考其中的原因。为什么我们的诗歌取得了如此多“进步”，却反而愈来愈受到质疑甚至贬损?要么是他们的“趣味陈旧”，不能跟上诗歌的变化节奏，要么是好的诗歌作品未能进入到他们的阅读视野。从根本上说，我们不能“要求”读者跟上诗歌“进步”的节奏——除非你用作品来吸引人，谁也没有权力规定读者的趣味。从后者看，也许是1990年代以来的诗歌“经典化的程度”不够，这其中有两个原因，要么是作品本身通向经典的条件不具备，要么是专业介绍、批评家的工作做得不够。但这些都微乎其微。因为对于爱诗的人来说，并不存在“拒绝阅读”的问题。但他们为什么对诗歌表示了不满?
真正的原因，在我看来是“诗人出了问题”，尽管技艺与文本成长日益复杂了，但诗人的人格精神、人格力量却日渐萎缩了。这是使得诗歌在读者心目中、在社会公共形象中不升反降的根本缘由。在所有文类中，诗歌是最为特殊的，它要求诗人的人格力量与诗歌的文本力量必须通过相互见证而统一起来——就像屈原、李白、杜甫、辛弃疾、苏轼一样，他们的人生与诗歌写作是相互见证和互相完成的，他们的人生实践、人格力量本身就是一部诗的传奇，而他们的诗歌本身又记录着他们非凡或不朽的生命历程；他们是用非凡的或感人的、令人景仰的或让人悲悯的生命，谱写了不朽的诗篇；他们不但是杰出的诗人，也是人格的楷模……这样的诗歌魅力、质地与境界，必然是用人格力量建立起来的，读者自然无法拒绝。当代的诗歌之所以被各种舆论贬损质疑，根本原因就在于人格与写作的分离，他们的职业化或专业化的写作已达到了很高的境地，但“写作者主体”并未得到有效的建立。
一个民族的成长，一个文化的确立，同它的诗歌形象的确立是一样的，伟大人格与精神形象的诞生既是结果、又是标志，还是先决前提。当代诗歌文本的成长与诗人人格的成长之间，显然是一个不对称的、甚至是互悖的关系。当然我们也曾出现了海子这样用生命担承诗歌的诗人，出现了食指这样用诗歌见证命运的诗人，但总体上他们要支撑起当代诗歌的巨大体积和气脉，还是显得过于势单力孤了；而像顾城这样的悲剧诗人，甚至损毁了朦胧诗人曾经在人们心目中树立的抗争与担承的道德形象，使诗人蒙羞为罪犯的同义语。1990年代的新一代诗人似乎曾经有过不错的机遇，但环境压力的迅速瓦解，也瓦解了他们本来就并不强健的人格形象。我们最终并没有诞生出俄罗斯和苏联时代那样的文本杰出、又无愧民族精神化身的诗人。随着市场时代物化力量的介入，传统意义上的人格建立则更成为了被谐谑和嘲笑的对象。这就是1990年代而下技艺与文本变得愈来愈膨胀、而精神力量与精神形象却越来越孱弱的真正原因。这都是我们应该思考和警觉的。某种意义上，它也呈现了一个民族整体的精神与文化危机，这是在今天回顾三十年诗歌最应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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