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4期
不能这样吹捧《日藏汉籍善本书录》
作者：沈 津
种，超过了《四库》的10254种。认为：四库“耗时十多年得以修成，其著录量与严著约略相等。然而严绍璗先生这部《书录》收典籍10800种，却是凭他一人之力完成的，这种坚韧的毅力，着实超越前人。”
我真不明白，崔先生究竟有无知识，竟拿《书录》去和《四库全书总目》相比，那能比吗?崔不是说严书“在规模上超越前人，不是一倍两倍地超越，而是十倍、二十倍乃至三十倍地超越”吗?数量是多的，但大量的书是抄自日本人的目录，而不是自己撰写的书录。如果光是抄日人的书本目录，那谁不会?一般大学生也能做，何必有劳严导亲自为之呢?
再说，杨守敬的《日本访书志》，崔先生读过吗?杨是版本学家，对文献学的贡献是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的。杨氏在日期间，苦心搜访佚书，真是历尽艰幸，不然长泽规矩也先生也不会将他目为“杨疯子”了。即以《日本访书志》来说，博雅慎思，考订精详，堪称目录学之力作。崔先生又怎么能把严书和杨著去作比较呢?真要比较的话，虽然崔氏所说的“广度”，严书多倍于杨著，然而在崔氏说的“深度”(指内容)上，可就高下悬殊，天差地远了。严书和杨著，相去岂能以道里计!
崔先生说：“这些资料的收集，正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它展示了作者多方面的研究成果。”资料都是日本固有的出版物，无非是收集及利用的问题，严先生大量抄录日本学者的成果，反而看不出《书录》中有自己的心得和体会。撇开大量的抄录，“多方面研究成果”在哪儿呢?崔先生还说：“我相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他的这一成就是无可取代的，它的价值必将在学术界长期彰显，并流传下去。”质量是信誉的保证。如果质量不过关，前提已经没有了，还侈谈什么“价值”?
错误举例
著录重在版本项之准确。这一条如果做不到，那误导研究者大焉。
《书录》把丛书零种和单刻本混为一谈。《书录》第一册第一页第一种书《京氏易传》三卷，版本项作“明毛氏汲古阁刻本”。此处有误。它实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津逮秘书》本”。《津逮秘书》共十五集，收书141种。第二集里共11种，《京氏易传》是第一种。此外，第三页的《王氏易传》、《周易举正》都是《津逮秘书》的零种。再以集部别集类(汉魏晋人别集之属)的第一页举例。此页共计著录9种善本，稍稍一看，竟有6种版本项错误，即把丛书零种当成了单刻本。在版本学中，丛书零种和单刻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书录》中这类错误很多。至少百处以上。
作者问题。如《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总共十一部，作者有时作黄履成编(四部)，有时作黄履翁编(六部)，还有一部无作者名。研究者看了，莫衷一是。大约严先生自己也不清楚。实际上应作黄履翁。
不少书的版本项交代不清楚，只会照抄日本人的著录。如《诚斋诗话》一卷，版本作“古写本
鲍渌饮手写本劳顨卿手识本”。“古写本”，是古代的写本、唐写本、宋写本、元写本?还是明初抄本、明抄本、明末抄本、清初抄本、清抄本?实际上，严先生已经明确告诉我们了，这部书是鲍渌饮手抄的。渌饮是鲍廷博的号，顨卿是劳格的号。这个版本并不“古”，应该是清乾隆、嘉庆间的抄本，准确的版本著录应作“清鲍廷博手抄本清劳格跋”。又如《尚书金氏注》，作“旧写本”。“旧写本”是一种模糊的概念，不知道什么时代的。如是周星诒时所抄，那就作“清抄本”。又比如《周易本义附录集注》十一卷，作“周松霭影写元刻本”。正确的著录是：“清周春抄本”(备注项写上：据元刻本影抄)，或“清周春影元抄本”。日本人可能不太知道周春号松霭，但我们中国学者应该查一下的。而且，作者前面是要冠以时代的，不然别人怎么知道作者是唐宋元明清，哪个时代的呢?看来，严先生一开始就不懂如何著录，也不去请教图书馆里的古籍编目专家，以至一错再错。
《书录》中不少清人学者如黄丕烈、顾广圻等，都作“黄荛圃手识本”、“顾千里手识本”。这种例子太多。手识应作“跋”或“题识”。正确的著录是：“清黄丕烈跋”、“清顾广圻跋”。中国版本术语中几乎不用“手识”。这是严先生首创的新名词，还是照搬日本人的著录?正规严谨的著录规则是必须遵循的，最好不要自创一套。不然的话，在凡例上写上：“凡涉批校题跋之人，皆作字号，而不用名”。可那能行吗?
版本项的常识也出错。《周易铨》，作“明蓝印刻本”。凡书都是先刻再印，应作“明刻蓝印本”。次序颠倒，殆成笑柄。有些著录则不清楚，如《鼎刻江湖历览杜骗新书》，一作明刻本，一作明万历年间刻本。二本是否同一版本?看不出，严先生可能没见到，也没有提供其他新的信息。
有些基本著录，如作者项不正规。如《轮迥醒世》，作“明人撰写不著姓名”；《绣梓尺牍双鱼》，作“明人编纂不着姓名”，均应作“明佚名撰”或“明佚名辑”。《揭曼硕诗集》，作“燮理傅化校”。什么意思?或是即“傅化校”，而“燮理”是傅的字。
残本充全帙。《无生诀》一卷，此非单刻，应为《仙佛奇踪》八卷中之部分，即残本。《仙佛奇踪》内有长生诠一卷，逍遥墟三卷、无生诀一卷、寂光镜三卷。
卷数的著录，不能以残本的卷数来代替全书的卷数。如《周易本义》(残本)四卷，应作周易本义口卷，在附注项上说明：存卷一至四。
册数的著录，在图书馆的卡片或编制的书目中，一册就是一册，几册就是几册，从不用“共一册”、“共×册”。一册怎么“共”?多加一个“共”字，就有画蛇添足之嫌。而有的书竟无册数，虽无关大雅，但总是缺了什么。
为何不收“丛书”?是因为量大或子目太多的原因?编者没有说明。清代的善本没有收录是一大缺失，可能是量较大的原因。因此只能说《书录》是宋元明刻本、部分稿本、抄本的汇总。
子部释家类第1371页《一切经》二千五百卷。实际上，此非汉籍，而是日本平安时代、镰仓时代日本写经生所抄写，并在1978至1980年时，经日本文化厅组织学者进行审定认可。此当为编者及审稿者不察，将日本写本混入了这本书。
稍微翻了翻，《书录》即有不少小毛病。如若当时请版本学界的编目、鉴定高手把关(一定要高手，或有三四十年专业经验者)，或可将讹误减至最低。这些版本学上的著录问题，搞版本研究的专家一看就明白。严先生不能以日本人怎么写，我就怎么抄，正确如否，不关我的事。要知道，一本正规的传统的善本书录，必须有严格的著录方式。
严先生为此书花费了大量时间，也确实不容易。我相信，他在日本看到了不少流落在异域的中国善本书，尤其是那些重要的“国宝”。现在翻了这本《书录》，给我的印象是编著者在日本虽然进出三十多次，但仍有大量的明代善本没有经眼，不然怎么会是卡片式的呢?或许这只能理解为明代的书太多，根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