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3期
明窗数编在 长与物华新
作者：倪怡中
1992年一个冬日的下午，他来图书馆查阅《中国科学技术史》。他和他的澳籍妻子是在他侄儿陪同下来的。那天天很冷，他外套一件粗花呢西服，鼻尖上挂着一滴清鼻涕。他侄儿告诉我他叫王铃，但直到他还书离去后，我才发现书名页上李约瑟著下面赫然印着“王铃协助”，才知道他就是协助李约瑟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王铃。不久他又来馆里看书，我们认识了。他告诉我，他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科技史，已经退休了，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在美国和日本，他这次带着妻子回来，买了房子，准备在家乡定居。他说新居离图书馆太远，无公交车可乘，他是步行来的。王铃先生颇健谈，他告诉我，台湾准备翻译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由陈立夫主持，他去台湾，陈立夫宴请他并邀请他当顾问。他到北京，周培源请他吃饭。他说如果两岸统一了，合作翻译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有多好呢!后来他有段时间没来，听说他去香港、台湾讲学了；可是不久我却在报上看到他病逝的消息。惊诧悲痛之后，我总觉得应写些什么，让我们大家记住这位睿智勤奋的学者。
一
1943年6月，李约瑟在迁居四川李庄的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参观时与该所所长傅斯年首次会面，在讨论中国科学史时，傅向李约瑟介绍了所里的助理研究员王铃。李约瑟很赏识年轻而才华横溢、博闻强记的王铃；王铃则对大名鼎鼎中西文化学识渊博的李约瑟非常敬佩。
1946年，王铃在李约瑟推荐下，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赴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留学。1948年，李约瑟辞去联合国的任职，返回剑桥大学，开始与王铃合作，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在给剑桥大学出版社编辑的信中说到，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写这本书，因为懂中文、亲身体验过中国人的生活且与中国学者有交往这些必需条件他都具备。可见他在写作之初已清楚地认识到需要中国学者的通力合作。他还说，我的中国经验告诉我，为数不少的中国学者和科学家，内心感到困惑，为何博大精深的中国古文明消逝在时代的巨轮中，而无法创出近代的科学技术。这就是李约瑟和中国学者、科学家的共同思索，也是他们的精神沟通点和契合处。从1954年始，李约瑟和王铃合作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部分卷册陆续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它们分别是第一卷《导论》(1954)，第二卷《科学思想史》(1956)，第三卷《数学、天学和地学》(1959)，第四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一分册·物理学》(1962)，第四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二分册·机械工程》(1965)，第四卷《物理学和相关技术·第三分册·土木工程与航海技术》(1971年)，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第七分册·军事技术：火药的史诗》(1986年)。直到王铃去世的1994年，还出版了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第六分册·军事技术：投射器和攻守城技术》。另外还发表了《天钟：中世纪中国的大天文钟》《中国与西方的学者和工匠》《中古时期中国的植物地理研究》《中国数学中霍纳法：它在汉代开方程序中的起源》等著作和论文。
李约瑟说：“假如没有这样一位合作者的友谊，本书即使能出版，也将推迟很久，而且可能会出现比我们担心现在实际有的甚至更多的错误。”“他在中国史学研究方面的杰出训练，在我们的日常讨论中，一直起着很大的作用。其次，由本书第一次译成英文的中国文献，其英文初稿十之七八是他翻译的，然后我们两人必定一同详细讨论校核，往往经过多次修改才最后定稿。别人的译文，我们两人必须核对中文原书后才加以采用。王铃先生还花费许多时间去查找和浏览各种原先认为有用的材料，从这样的探究中往往又发掘出一些资料，对这些资料我们再从科学史的观点仔细地审查，然后确定它们的价值。许多烦琐的图书馆工作，以及各种索引和编目工作，都由他负责”(《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一章前言》)。《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出版在世界上引起震动。但是当初这项如此巨大的研究和写作工作却是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李约瑟一面在基兹学院讲授生物化学，一面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研究。王铃迫于生计，在澳大利亚谋得一教职，在1957年离开剑桥，但他们的合作并未中断，他们一起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和写作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1988年8月，在第五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上，美国华人协会为表彰王铃、鲁桂珍协助李约瑟撰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功绩，分别授予他们三人“为公奖金”。从1982年起，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先后在美、英、澳、比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召开过六届，以一个国家科技史为主题，定期召开国际讨论会，至今只有中国一家。
二
王铃1917年出生于南通城内朝阳楼巷。他的祖父虽不富裕，却藏有许多古书。王铃从小就跟随祖父熟读家中藏书，给他以后从事历史研究打下了扎实的根底。初中毕业后王铃考入南通中学，1936年考入中央大学历史系。王铃毕业后能进入傅斯年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并非偶然。他学业优秀，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他和陶大镛等人曾在重庆组织过“中苏问题研究会”，表现了青年学子追求理想和进步的热忱。这个研究会曾请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作报告，周恩来的光明磊落和过人的才华，深深地影响着王铃，他信服和支持共产党的主张，积极参加爱国人士和民主党派的各项活动，与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独裁进行抗争。
国民党当局为遏制进步学生运动，加强了对学生政治上控制，采取种种措施加重学生的负担，厉行各种考试制度，藉此束缚学生的思想。王铃带头抵制这种“考试”，他曾做过一首打油诗：
考试，拷死；总考试，总拷死。
若要我们死，何需用考试?
三元贷金，六支蜡烛——吾人穷且死。
稀饭三餐，手软足瘫——吾人饿且死。
杨大夫汗流浃背，棺材店生意兴隆——吾人病且死。
炸弹一掷，六籍灰飞，联大、云大、前车可鉴——吾人炸且死。
穷死、饿死、病死、炸死……
犹恐吾人不速死，再来一个大考试；
还恐吾人不总死，更来一个总考试。
吾人旦夕且死，毋烦仁人君子，
苦虑焦思，发明这个“总考试”。
这首戏谑中极尽讽刺的打油诗，矛头直指为虎作伥的学校当局，气得学校要开除他。
1946年1月，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被迫召开了有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2月10日重庆各界人士在校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成立大会。国民党派特务捣毁会场，打伤郭沫若、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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