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9期
我有迷魂招不得
作者：吴小龙
钱穆对传统文化的忧思似乎和陈寅恪一样都开始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间。钱穆在他三十年代写的《国学概论》的最后一章里说：“盖凡此数十年来之以为变者，一言以蔽之，曰求救国保种而已……然而有以救国保种之心，而循至于一切欲尽变其国种之故常，以谓凡吾国种之所有，皆不足以复存于天地之间者。复因此而对其国种转生不甚爱惜之念，又转而为深恶痛疾之意，而惟求一变故常以为快者……则其救国保种之热忱既失，而所以为变者，亦不可问矣。”虽然话说得有点佶屈聱牙，但意思是相当明白的。自历史进程观之，从新文化运动到三十年代初，短短的十来年里，中国文化的追求和去向，已经是大势判然。这个变局，比起李鸿章所曾经面对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亦不遑多让。其初衷本在于一新国魂、救国保种，在于强国利民的种种探索和努力，是怎么变成“有以救国保种之心，而循至于一切欲尽变其国种之故常，以谓凡吾国种之所有，皆不足以复存于天地之间者”决绝态度的?“救国保种之热忱”、急切和真诚是怎么变成“对其国种转生不甚爱惜之念，又转而为深恶痛疾之意”，以至于欲扫除民族文化的“故常”，欲根除之，并且与它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取向的?这真是世所罕见的一种状况。而这，正是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历的历史真实。
这种状态出于一代知识分子的至真、至诚的探索和追求。他们为了救国保种，不惜抛洒碧血，最终却把否定和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传统文化；这种抛头颅洒热血的挣扎奋斗，何以竟只成了这个文化传统在“亡天下”之前的回光反照?这对于钱穆来说恐怕是个未解之谜，虽然他准确地概述了凡此数十年以来中国的变化，但是，他恐怕很难做出真正到位的评论——何以如此?
如果如顾炎武所云，文化之亡谓之“亡天下”的话，那么钱穆对于中国文化的更重要的意义，似乎成了在文化之“亡”后的招魂。在我们可以想见的钱穆的形象中，他是个神情庄重，一袭朴素长袍的传统类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性格中庸平和，不苟言笑，似乎也没有很强烈的情感外露和表达。因此，在他陈述的这种数十年畸变中，我们似乎看不出他有王国维、陈寅恪那种的奇哀剧痛，也看不出他要像王国维、陈寅恪那样与正在消失、灭亡的传统文化共命而同尽。但是我们却看到了他的另外一面——在神闲气定的雍容大度中，在温文尔雅的儒者形象中展现的人格力量。他不以王、陈似的悲怆呼号来震撼和警醒世人，而以一种温文的人格感召力，感召着流落海外的青年学子，与他一起为传统文化招魂。
其实钱穆在这一段话里所概括和批判的状况，更多的是一种与政治实践关系密切的思想意识的探索，因此它有着更为过激的表现形式。而在学术界，在面临着民族文化认同危机的时候，也还有其他似乎是相当学术意味的寻找出路的尝试。比如在民国初年到二十年代曾经喧嚣一时的关于汉民族和中国文化“西来”的说法：“当时出于排满的动机，几乎人人都尊黄帝为中国人的始祖。中国的‘国魂’也就是‘黄帝魂’。那么谁是黄帝呢?当时一个法国业余学者提出了一个理论：黄帝是近东王号的对音(Nakhunti)，黄帝率领西方民族称为巴克(Baks)者，先东迁至中亚，再人中国，征服土著。《尚书》所谓‘百姓’即是‘巴克’，而土著则是‘黎民’。这种说法今天听来似乎是天方夜谭，但当时第一流学者如章炳麟、刘师培等都是笃信不疑，且运用他们的训诂与古典的知识加以证立。章炳麟在《序种姓》一文中甚至直呼加尔特亚(Chaldea)为‘宗国’。这个荒唐的理论后来却又因为瑞典的安特生发现仰韶彩陶而得到加强，甘肃马厂、辛店彩陶上的几何花纹尤其与南欧所发现者相似。如中国的人种与文化源出西方，那么中国人仍然处于现代世界的中心，而不在边陲。这也给当时不少人提供了‘中国不亡’的心理保证。”
这个“西来说”早已成为过去。余英时指出，“章炳麟、刘师培诸人竟能对中国民族西来说深信不疑，甚至径称中东的加尔特亚(Chaldea)为‘宗国’，并附会于古代传说中‘葛天氏’的对音。这件事绝对不能仅仅当作笑话来看，也不能解释为知识不足，而是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民族认同的心理危机。”他认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实在是环绕着文化认同的问题而发展的。以各种方式出现的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结到最后，只是下面这个问题：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之下，现代中国人究竟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呢?还是必须向西方文化认同呢?(关于认同的程度问题，这里可以不论)不可否认，以思想界的大趋势说，向西方文化认同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终于取得了主导的地位。”
其实，在近现代的不少中国学者苦心积虑地论证中国文化是先进的外来文化的时候，更多国人却自然而然地把这种心理文化认同的解决转向了外在世界。这种转向有点过分简化，有点趋于极端，即，他们简单地设想通过富国强兵，通过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这些外在的成就，先解决国家的平等问题，以最终解决文化心理认同的根本问题。于是才有了其后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和革命后的狂欢。这种狂欢所造成的文化转向，表面上解决了外在化的认同危机，成就了民族的兴起，但是由于这种追求过于简单、过于外在，没有完成民族文化的真正重建，而且外在的事功被时间消解之后，缺乏民族文化支持的民族心智就茫然不知所措，思想的困惑、理论的芜杂、行动的随意、结果的荒谬就难以避免。正是与外在重建相伴随的所谓“与传统(道统、文脉)的彻底决裂”之后，使中国文化传统出现了顾炎武所说的那种“亡天下”的现象，典型的例子就是今天的民族文化教育日益边缘化，尤其是在抡才大典中，民族文化不是缺位，就是没有否决权。那么，真正的民族文化重建的根本之道应该是什么呢?这个根本之道，还在于尊重历史，尊重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尊重它的延续，顺应它的发展潮流，而绝不可狂妄地轻言“改变”和“决裂”。无论在物的层面还是在心的层面，不顾历史的自然进程，追求七八年一次的社会动荡来实现的利益调整，或者追求三五年一次的思想整肃来实现的意识整合，都败坏了历史文化的认同感，败坏民族的心性。
几乎就在同时，粤港之地，钱穆殷殷“为故国招魂”，陈寅恪则为它吟唱着凄婉的哀歌。但同样，两位学人都对中国历史进程进入二十世纪后这种文化历史危机和危机的解决，进行着自己的理性思考。如果我们以“招魂”来归结钱穆的毕生事业的话，那么我们不妨以陈寅恪自己的话来概括他的文化思考，这就是他在二三十年代就多次提出“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他对于自己的文化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