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9期
我有迷魂招不得
作者：吴小龙
思考的明确的历史定位：“咸、同之世，曾、张之学”，这个定位说明了他对历史文化变迁的一种根本态度和认定。这一方面，从集子中的《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等几篇文章看来，余对陈是有着深入的理解和体察的。
陈寅恪有过这么一句著名的自我表白：“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这句话，广为流传，而知其深意者却不多。论者或引此言说明陈氏保守，或说明其守执所学，独忽略了他为何要自己定位于“咸、同之世”，而这个特殊的时间段，却正是陈寅恪所认定的中国历史文化转折的关键所在。
咸丰、同治年间当然并非太平盛世：咸丰年间，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陷北京，逼得皇帝逃到热河。同治年间，朝廷重臣奕祈、文祥和地方大员曾、左、李等人开始搞洋务运动，以求自强。在这个时期，中国虽丧师败绩，并未彻底沦亡，老大帝国的架子还在；虽已被迫睁开眼看那“怪诞不经”的西方世界，但心底里的文化自信尚未丧失；人们还普遍相信中国只要稍为“师夷长技”，就可以“制夷”，“自强”，对于我们来说几乎是指日可待的事。一个民族处在这种心态中时，或许正是它完成文化转型所不可多得的历史机缘。陈寅恪认为，在咸、同之世，传统文化还足以统摄人心，文化自信还未沦丧。那时应该抓住机会，吸收外来文化为我所用，进行自身文化的更新改造，同时保存本土文化的特质，以成功地实现将自身的固有文化传统融入近代世界的历史转折。机会稍纵即逝，此后的国人，一旦失落对自己固有的文化价值的自信，在面对外来先进文明时就会把持不住，无论是迎还是拒，都失去一种健全的心态。而若没有一种健全、理性、稳定的心态，文化的吸收、改造和转型就难望成功。
陈寅恪宣称自己“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似乎意味着他要以这“咸同之世”时的状态为起点，重新开始中国文化出路的思考——虽然历史不能倒回重走一遍，但历史思考的结论却是“当代史”，它可以是对当下的警策和对未来的启示。而“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在陈寅恪那里也有着他自己非常特定的思想寄托。曾湘乡是同治中兴的功臣和儒学道统的传人，张南皮更是“中体西用”的思想的集大成者；陈寅恪以此二人为自己“议论”的尺度，当然是在对声称割裂传统的新文化表示保留意见。如果我们尽量以一种同情的理解来体察、揣度陈氏的原意，那么就可发现，陈寅恪高度评价曾、张，除了他们“历验世务”、安邦治国的功业外，更重要的还因为这么几点：一是其“谋国之忠”，即思考这个文化出路时的那种历史责任感和其中不难窥见的对民族文化的自信；二是在他们那些观点中反映的正是当时主流文化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三是在这种认识中所反映出来的当时尚存的文化危机感；四是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即，理所当然地应以我为主(“中学为体”)，而对西学只是稍采其可用者(“西学为用”)，决不能是一种全面的价值认同。这种“理所当然”的“中学为体”的心态，似乎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文化上的自信和自大，但它在陈寅恪这里却全然不同于政治上的妄自尊大。政治上的妄自尊大在实践中只能导致失败和灾难，但文化上的自信和自大，虽有其负面作用，但也有其正面意义，若没有了这种文化的自信就缺乏接受外来文化的气度，接受外来文化的过程就不可能是健康和有效的。在中国近代史进程中，政治、外交上的自大曾导致一系列灾难，而由此也影响到文化的自信。失去文化自信后的国人，在心态上就始终处于一种焦躁和偏执之中，这自然导致了在社会转型中，急于划清与传统文化界限，或者把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潮作为我们民族的精神导向。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势每况愈下，在欧风美雨的激荡中，其后的国人，不但泱泱大国应有的自尊和自信无存，甚至于连基本的心理上的常态都把持不往。
但是“咸同之世”的历史机缘已经因国人的愚昧和短视而失去。怀抱着这样一种已经不能实现的文化改造方案和民族振兴构想的人，在目睹他所珍视的文化价值的继续不断的失落和被现实无情地抛弃摧毁时，他的内心悲苦是无可言喻的。用陈寅恪的话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这与钱穆对传统文化的悲叹几乎如出一辙，却更为情深而悲切。但这两位在传统文化的熏陶浸染中成长起来的学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都怀着一种深切的信念。他们相信，失落了的文化根底可以重新培植，既倒的狂澜可以挽起，他们在时局之变面前显得极为无力和微渺的工作与思考，在日后遥远的历史中，也许非但可以延续文化命脉，甚至可以复兴文运、道统和国脉。1942年陈寅恪说过这样的话：“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适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直至山雨欲来的1964年，他仍然对友人表达着这样的信念：“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怀此坚信而“一生为故国招魂”，在眼见传统文化崩解消逝，在终生无法化解的历史悲情的煎熬下，对“我民族”的文化价值及其复活振兴能抱持这样一种信念，并为此而始终坚守自己那“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化立场，这不正是陈寅恪和钱穆对于中国文化的存亡续绝、继往开来的最重要的意义吗?
“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在经历过无数次的狂欢和失误之后，我们对全面恢复传统文化已经不再存有奢望，但我们对民族文化的精神复兴并没有因此丧失信心。从钱、陈诸人为传统招魂的继绝兴亡中，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不死的精神。与那些认为只有彻底根除传统文化我们民族才能振兴的学人相比，也许，只有“一生为故国招魂”的人，比我们更相信这个民族文化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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