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2期
重要历史阶段研究的新开拓
作者：金春明
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程中原和其夫人夏杏珍研究员合著的《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一九七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8月版)；姊妹篇论文集：《邓小平与一九七五年整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和由程中原执笔整理的《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以下将它们简称为“三本书”)，构成了比较完整的研究1975年整顿这个重要历史阶段的系列成果。加上新近出版的中共党史研究室张化研究员的专著《邓小平与1975年的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4月版)，在久已沉寂凋零的“文革”史研究领域里注入了新的活力，增添了一丛绽开的学术之花，使人眼睛为之一亮，在研究后产生了相当强烈的激动。
程中原和夏杏珍同志的这“三本书”同已经出版的有关1975年整顿的诸多论著有哪些不同，或有哪些发展、超出的地方呢?我比较仔细地看完这“三本书”的一百多万字后，感到比较突出的有以下七点：
一、对邓小平主持1975年整顿的历史机缘，做了比较深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
既充分了肯定邓小平个人的作用，指出正是由于邓小平具备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质和杰出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领导才能，才使他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要被推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没有他就可能不会有1975年的整顿，中国历史就会缺少这光彩的篇章。同时，又指出；“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发生，伟大人物的涌现，都不是任何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1975年的整顿，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到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各种政治力量互相对立、斗争、融合为一个合力的结果。”(注：以下凡引自这“三本书”的均不再加注。)
二、对1975年整顿的历史全貌和取得的辉煌成就，做了真实的全景式的展现。
对1975年整顿经历的三个阶段，做了较准确的概括，即：以铁路和钢铁为重点的经济领域的整顿；以文艺、教育、科技为重点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整顿；以整党为核心的全面整顿。第一阶段整顿成果显著，第二阶段正在开展，而第三阶段没有来得及开展就被迫中断。
对整顿涉及的九大方面(军队、地方、工业、农业、商业、教育、科技、文艺、党)逐一给予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不仅资料丰富，史实准确可靠，而且颇多相当深入的分析和精辟的论断。
三、对于1975年整顿的指导思想，即“三项指示为纲”的特点和内涵，做了比较深入的专门分析。
作者指出：“邓小平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来领导1975年舱整顿，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决策。因为毛泽东的三项指示，集中反映了当时全国上下干部群众共同一致的久乱思治，久贫思富的强烈愿望，惟有贯彻执行毛泽东的三项指示，才能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治理经过八年‘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混乱局面。从另一方面看，进行整顿的主要障碍和对立面是‘四人帮’。邓小平主持的整顿以‘三项指示为纲’来进行，就同在‘四人帮’的斗争中占据了主动，‘四人帮’很难明目张胆地反对。”应该说，这是相当深刻而精炼的分析。
当然，作者并没有忽略相关各方对毛泽东三项指示理解和认识上的不同。正是这些认识和理解上的不同，最终导致毛泽东本人对“三项指示为纲”的否定，整顿也被迫中断。历史昭示我们，把重大的历史运动建立在任何个人指示的基础上，都是难以持久而稳固的。1975年整顿以“三项指示为纲”，是特殊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特殊性，应该说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但正是这种不得已的办法，既保证了一时的顺利，又终于成为整顿的致命弱点。
四、对1975年整顿的主持人邓小平和各方面整顿的积极推进者(如万里、周荣鑫、胡耀邦、张爱萍等)分别作了历史聚焦式的论述。
特别珍贵的是第一次公开披露了邓小平在1975年1月到1976年1月的24次谈话，并作了比较详细的注释。这份难得的重要史料可以帮助人们更加深入地研究邓小平在这个重要关键的历史时刻的思考和动向，更加如实和贴近地研究伟人。能把邓小平在那种特殊历史条件下同少数信得过的人的24次谈话整理出来，我认为是程中原等同志对党史研究的一大贡献。
五、对1975年整顿中的特殊机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及其所发挥的特殊作用，给予全面系统地评介和充分地肯定。
经历过那个特殊的代的人，对当时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都有一种神秘感。比如，从我所在的中共中央党校抽调了两个人去那里，大家就议论纷纷，只知道去了中南海，但不知道是什么单位，去干什么。我自己搞“文革”史研究，知道这个机构很重要，但对成立经过，人员组成特别是重要作用的发挥，均无确切了解。看了这“三本书”，才算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 “三本书”对这个引人注目，但世人了解不多的重要特殊机构，给予了系统而完整的评介。同时比较详细而中肯地评介其首席主持人胡乔木。指出他“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整顿在文艺、社会科学、科学技术以及工业交通等部门的展开和深入；一方面揭露和打击了‘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出色地担任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国务院的助手和参谋，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历史主动性的创造精神。”这应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六、对1975年整顿突然中断的各种因素，作了比较深入的发掘，科学地展示了整顿中断的历史必然性。
正像“三本书”作者所说的，“借题发挥，用小事情做大文章，是毛泽东进行政治斗争常用的手法。”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风暴，导火线却是一个不肖文人写的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批判党章规定的自己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导火线却是在修改宪法时是否需设国家主席这似乎纯粹是政治学范畴的东西。而再次打倒邓小平，却是抓住清华大学刘冰等负责人反映迟群思想作风问题的一封信。而他同邓小平的关系，仅仅是信“经过小平转”，就变成了“偏袒”；所以，这一切都不过是表面现象。
毛泽东批准把邓小平再次打倒的本质上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众多党史工作者一直在探讨的。而“三本书”的作者给了较好的分析和回答。“1975年整顿在它深入到科技、教育领域时遭到批判而中断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整顿的指导思想上，从而在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上，邓小平和毛泽东既有契合、一致的方面，也有矛盾，不同的方面。”“毛泽东从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个根本点上着眼，对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不能容忍的”。
这种矛盾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在实践层面上，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在路线层面上，是以阶级斗争为钢，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理论层面上，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差异。”正是因此，“三项指示为纲”才遭到毛泽东的亲自否定，整顿也不可避免地中断、夭折。这些分析是深刻的，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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