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2期
重要历史阶段研究的新开拓
作者：金春明
作者说：“1975年整顿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开始，改革开放的实验，邓小平理论也在1975年整顿中酝酿和策划。1975年整顿的巨大成就和突然中断，它的成功和失败，为随后产生的‘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为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作了十分重要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历程中，1975年整顿是连接‘文革’前十年和新时期的重要环节。较之‘文革’前十年的探索，应该说1975年整顿所作的探索，为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做了更为直接的准备，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二次伟大的转折的前奏。”应该说，这些评价是中肯的，恰当的。
看过上边七点评论之后，可能有人会问，这本书真的是这样完美吗?书中的所有观点和论述你都赞成吗?当然不是。比如，“三本书”中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对毛泽东的理论指示，亦即“三项指示为纲”中位列第一项的理论措示，今天应该如何认识和评价的问题，我自己就有不同于作者的看法。
作者认为：“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表明他深深地忧虑社会制度建立以后，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还存在着变修正主义的危险性。他力图寻找产生这种危险性的内在原因，即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本身去寻找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根源，以便及早采取措施，加以避免……其方法是科学的，思考是深刻的。”“这些论断的正确性已经被国内或国际的实践所证明。”(《历史转折的前奏》，第41页)另一处写得更具体：“这些论断的正确性已经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所证明。”(《邓小平与1975年整顿》，第26页)这可能是代表了理论界的一种看法，但是否也可以有另一种角度的不同分析和论断呢?作为探求真理，我认为应该允许的。我的看法是： 首先，不应该孤立地看待毛泽东1974年的理论指示。客观地说，它是毛泽东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有机组织部分，是这一左倾理论的引申和延续。是毛泽东防修反修理论在经历了八年“文化大革命”实践之后的经验总结和新发展。同他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整个左倾思想体系是一脉相承的。很难找出1974年的理论指示和1967年概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而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已经被十年内乱的严酷而悲惨的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这些错误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那么，难道毛泽东指导整个“文化大革命”的理论都是错误的，单单1974年的理论指示倒是“科学的”、“正确的”吗?
其次，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但对解体剧变的原因，至今仍是中外理论界探讨的重大课题，并无一致公认的结论。这种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大块崩塌的严酷事实，确实证明由斯大林开拓和确立的一种社会主义模式，没有经受起历史实践的检验。但是否能由此而证明，如果这些国家能够实行毛泽东的理论指示，就不会解体和剧变了呢?恐怕不行吧。客观地说，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并不能使中国反修防修成功，不能保证中国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那么，一个在中国已经被实践检验证明是失败的理论，即使被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采用和实行，又怎么能够保证苏联不解体，东欧不剧变呢?
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关于1974年理论指示有这样一段评论：“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引导人们把按劳分配、商品交换看做是资本主义性质或者是容易变成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仍然是他的带有某些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构想的进一步发挥。这些错误的论述被‘四人帮’加以夸大，渲染，并作为他们反对整顿的武器。”(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455～456页)我是赞成这样的分析和认识的。既要充分肯定1975年整顿，又想对被“四人帮”拿来作为反对整顿的理论武器同时肯定，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也是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
此外，在个别事实的准确性和著述文字的结构上也还存在一些小毛病。特别是内容和文字上重复比较多，使人在阅读时有浪费时间之感。比如关于张爱萍的一段长达5页的评介，既出现在《邓小平与1975年整顿》的第254～259页，又出在《历史转折的前奏》第95～99页，我对照了一下，大体上一字不差。当然作为同一主题的专著和论文，而论文发表的时间与刊物又不同，使用的资料和论述有所重复，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同一篇论文中，前后两段(例如《邓小平与1975年整顿》第160页前段同162页下段)文字一字不差的整段转移，就应该尽量避免了。
总之，我认为这是三本对1975年整顿这个特殊而重要的历史阶段进行的新开拓，作出重要贡献的好书。深望有更多这类高质量的学术著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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