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文字

　　尽管我们早在儿童时期就学习读写了，但是，假如我们没有机会目睹这种奇妙的双重艺术给任何一种野蛮人所造成的那种惊人印象，我们就未必能想象出这种艺术在文明人的生活中占有怎样的地位。在原始人中甚至没有关于类似事物的可能性的概念。

　　从太平洋岛屿上来的传教士约翰·威廉斯叙述说，有一天，他在森林里做木匠活儿的时候，把直角尺忘在家里，就用一块炭在木片上写了请把这件东西给他送来。他把这个临时写的便条托一位土著的首领带给妻子。这位土著首领极为惊讶地发现，木片没有嘴却能说话。他后来就把这个木片长期地带在脖子上，并且向他的同种族的人们讲述这木片的令人惊异的性能。

　　在南非，有一个代理信差的黑人，习惯于在去邻村的路上闲看闲聊。在这个时候，他就把信藏在石头底下，因为他怕这些信会忽然谈起他的偶发事件，而它们本来是应向自己的收信人谈别的事情的。

　　但是，不管读写艺术对原始人来说是如何莫名其妙，它的发展是通过很少的阶段完成的。可能这些阶段是非常困难的，然而现在，这些阶段已经过去之后，了解它们就不那么困难了。

　　假如我们的传教士在木片上绘出他的直角尺的图形，那么，那个士著人对他从所传交的便条就一点也不会感到莫名其妙了。他会立刻明白，传教士要直角尺，他请求把送来。所以，我们就应该从这一步开始，按迹探求文字发展的全部历史进程。

　　图２０就是北美狩猎部落所使用的象形文字的范例。这里描绘着越过上方的一个湖泊的远征。画中，首领骑在马上，手中拿着魔鼓棰，五十一个远征的参加者坐在五只船上。首领的同盟者坐在第一只船上，他的名字叫基什开姆纳采依（ Kishkemunazee），用那只鸟的图画来表示。他们来到了湖的彼岸，很明显，这是用陆上的龟来表示，这只龟是领土的一种标志；而天穹下那三个太阳的图画，则表明渡过去用了三天的时间。这种传达思想的手段就其简单来说是很幼稚的，它大部分是所谈那些物象本身的略图。而那些比简单模仿更适用的方法也同样十分明显易懂。例如，为了表示领土而画的那只龟，就已经不是单纯的模仿，而是一种标志或象征。当画那只鸟不是为了表现真正的翠鸟，而是为了表现叫这个名字的人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看到了向标音或发声的文字跨出的第一步。这种文字的原则，就在于用图形代替聲音。

　　人如何向书写艺术迈出下一步，这从通常儿童的画谜游戏亦即从书写“作为物象”的字中可以看出。这种游戏，也像许多其他游戏一样，在儿童的娱乐形式中包含着这样一种内容，即在较早时期对成年人来说是一种严肃的事情。由此可见，如果某个人用画圈来表示水罐和人，并以此来表达“水道工人”（在水下的人），那么，这里用来表达一个词的意义的这种方式，未必比美洲印第安人画的翠鸟画更进一步。

　　在同一些儿童画谜里，我们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种文字。其中的画所表现的不是词汇各个部分的意义，而是它们的声音。例如，有个英国画谜，画的是一只木桶、一个人在射击和一只枣椰子。按英文发音，桶为“can”，来自为“di” ，枣椰子为“date”。这个谜底是“can-di-date”（候选人）。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虽然也是粗糙的——标音文字。它表明，一般使用的文字实际上是如何发明的。显然，文字不是一下子而是通过各种途径发明出来的。古代墨西哥人早在西班牙人来到之前，就学会了借助画谜式的图画来表达人名和地名。甚至在使他们开始改奉基督教的时候，他们还力求通过图画使自己的文字适用于新教的拉丁文。例如，他们用拉丁文“Pater noster”来表达“我们的主”这几个字。因为在墨西哥人的语言中，没有“r”（耳）这个音，于是，他们在读这些词时，就读作“Pa－te－noch－te”；他们画一面旗（pan），一块石头（te），一个多刺的梨形物（noch）和又一块石头（图21）。他们又用描绘水（a）和芦荟（me）来组成拉丁文的“amen”（阿门），以结束这个祈祷。

　　这引导我们走向另外一种较为重要的文字体系。在一般中国文字的外形下面，未必有谁能想到这些文字在某个时期跟物象的描绘具有某种共同性。幸而这些文字的以《古代图片》闻名的最近的前驱者传到了现在。对比一下这种材料，我们就确信，最初的文字是物象的精确素描，后来变成用兔毛制做的笔几笔挥成的梗概，最后，变成了现在的速写字形，而这个字形已经看不出和物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图22）。

　　中国人没有停留在这种用图形简单地表达物象上。这种表达距真正的文字还很遥远。现在中国文字的发明家们希望表现声音，但是他们遇到了困难，因为他们的语言是由单音词组成的。因此，每一个词都具有若干不同的意义。为了克服这种困难，他们想出了一个组织复杂的标志或由特定标志所伴随的图形的聪明方案。在中国文字中，一部分表示音，另一部分表示词义。例如，中文汉语语音“舟”具有各种不同的意义，如：舟，[舟羽][火舟]，[氵舟]，[讠舟]。因此，居图22首位表示船的这个符号，又在别的单字中反复出现，同时再加上一个给“舟”这个音指明特定意义的符号。在“舟”旁边加了一个“羽”，十分清楚地来表明它的意义——“柔羽毛”；下一个加个“火”，赋予了“舟”以“闪烁”的意义；再下一个加“水”字旁，使“舟”变为“水纹”；最后一个，“言”字旁和“舟”结合起来，就把“舟”变成为“饶舌”。虽然这个例子远不能解释中国文字的全部奥秘，但是，它却仍能使我们了解一些它的发音符号和声音记号或特定符号的运用原则；它还说明为什么中国人为了用祖国语言书写，必须掌握这一系列异常复杂的符号。

　　日本人的语言是较中国人的语言易于掌握的标音文字。日本人从中国字中创立了自己文字的现在的拼音体系。他们从这些字中选出了一些，把它们简化成为表示声音的符号，用其中之一表示声音“i”，另一个表示“ro”，第三个表示“fa”，等等。于是，由四十七个这类字母（按照头几个字母称它们为“irofa”）组成的一列字母，构成了符号序列的基础，借助这个序列，它们在许多世纪中形成了拼音的日本词，组成了自己的词汇。

　　现在，我们看一看楔形文字（Cuneiform Writing）。我们可以在不列颠博物馆里的巨大尼尼微（Nineveh）人头柱上，或在森纳赫里布（Sennacherib）的图书馆里起书页作用的泥砖上，看到那些文字。这些令人想起成排成批地摆在一起的楔状物或箭头的符号，不很像物像的图画。然而不容置疑，它们是从象形文字发展来的。例如，太阳就是它的粗略的轮廓：画在圆圈中的四道花纹。在器物铭文中的某些组符号，是直接描绘物像的，如男人，女人，河流，房子；同时另一些是按音读，是音节的图形。这种古代文字序列的发明者，显然是阿卡德部族人，是早期巴比伦文明的奠基者。亚述人和波斯人，在最后一些时期，学会了写那些至今仍然可以从遗留在远古纪念碑上的铭文中看到的楔形文字。但是，楔形文字极为拙笨，因此，当它不得不跟字母展开竞赛的时候，它就必然要让位于字母了。

　　为了探求字母拼音文字的起源，我们必须研究大概比巴比伦的楔形方式还要古老的书写方式，即埃及的象形文字。

　　最古老的埃及象形文字的铭文，属于纪元前大约千年左右的时期。甚至在这么古的时代，象形文字也已经发展到这样阶段，缮写者在必要时有方法按音表达任何一个词。虽然埃及人也以这种方式达到了用文字表示声音的阶段，但是，他们只是局部地采用这种方法，而用符号来加以配合。因此，牛、星、一双草鞋的简单图形就能够表示牛、星、草鞋。甚至当表示词的声音时，他们也有一种很好的习惯，就是附加一些所谓图鉴，也就是断定或解释所表达的词的意义的图形。

　　下列的简短说明，是为了举例从雷努夫（Renouf）的《埃及语法》中引来的，它讲清了所有这些方法。

　　这个句子的意义是：“我是从地平线迎其敌人的太阳神。”在这里，动物和物品的图形常常就是放在埃及词中的字母，而词是写在下面的。其余则是真正的图画，这种图画是用来表现它们本来所要表达的意思的。太阳画的是个图形，下面有个符号“１”，还伴有一把象征神的战斧。其次就是太阳在地平线上的图画。与此并列的是一些用来阐述词义的特定图形：动词“走”是伴有说明性的一双脚，“敌人”这个词的后面是敌人的图像，然后又是标志多数的三条线。

　　显然，埃及人是从那种像美洲野蛮部落所使用的简单象形文字开始的，即使在后来的许多世纪中，他们仍然用一些图形作为声音符号或字母，他们在任何时候也不曾十分坚决地完全采用这些符号，一直把这些符号与旧的图像一起采用。

　　不难看出，他们是怎样用图像来表现声音。在我们的插图中可以指出读成“Ｒ”的符号。它是张开的口的外形，实际上也常常用来表示口。但是因为埃及词的口是“ＲＯ”，这个符号就成了用来表现“ＲＯ”或“Ｒ”的字母。无论什么地方需要它，都是如此。这就是在一个象形文字句中所能看到的文字史上的一个完整阶段。

　　这些细致写出的象形文字或“圣雕图”是教会和政府的郑重文录；它们为了神圣的目的在埃及继续使用，在希腊王朝以及罗马帝国时期也还在继续使用。事实上，象形文字阅读的秘诀经过许多世纪亡失之后，在托马斯·扬医生所译解的最初的名字中，有托勒密和克娄巴特拉的名字。但是，从极古的时代起，埃及的缮写者们发现：在草纸上书写时，细致地画图是极为繁重的工作。于是就把图像简化为若干能快写的花体字，宛如中国人所制造的文字。由此就出现了“简体象形”文字，如后面图24中所描写的伴有简体象形文字原型的符号就是。然而即使在使用这些符号时，埃及的缮写者们始终也没能多少摆脱早期象形文字的束缚，而抛掉标音符号的多余部分和没用的解释性的图像。这伟大的一步在另外的地方迈出了。

　　塔西佗在他著的《编年史》中有个地方写到文字的起源，他说，埃及最初是借助动物形象来表现意思，这些最古的文字文献可在岩石的雕刻中看到。塔西佗认为，埃及人是文字的发明者，腓尼基的航海者们把这种文字从埃及带到了希腊，而他们却获得了发明者的荣誉，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做了传播的工作。

　　塔西佗的这种证明实际上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其中对腓尼基人作为外国人和不受埃及神圣传说约束的人却能够效法的那种合乎实际的正确思想，缺乏评价。毫无疑问，腓尼基人（或者任何其他的闪米特族）学会了埃及的象形文字，他们看到，和语言的声音标志结合着的那些形象符号是多余的，因为他们只需要为数不多的一些能够用来在书面上标志语音的符号。最早的所谓腓尼基字母就这样发明出来了。这种文字中的其他字母，或许实际上是埃及符号的仿制品，像在图24中所看到的那样。这个图就是从据说是由鲁瑞编的比较序列中摘出的，这样排列为的是能够看清从最早的埃及象形文字到它的速写形式的简体象形文字，再从它到与腓尼基字母相应的字母的演变，并用现代的字母指出它的意义，还附有形式为大家所熟知的其他类似字母的例子。

　　很明显，最早的字母形成于纪元前十世纪左右，它的符号为莫亚比特人（Moabites）、腓尼基人、以色列人和其他闪米特族所采用。字码或字母的名称本身证明，字母实际上是在这些闪米特族中首先制作出来的。为了了解这一点，就应当注意，它的每一个字母的名称就是某个以它开始的词。这些名称的希伯来文形态，是英文读者从《圣经·诗篇》119中所熟悉的。按顺序，它们称作：a——aleph（牛），b——beth（房子），g——gimel（骆驼），等等。希腊人的字母借用了腓尼基的名称，这些名称跟刚刚转译的欧洲语相似，并且变成了著名的希腊语——alpha，beta，gamma等等。这一事实说明，腓尼基人实际上首次掌握了字母，而希腊人正是从他们那里学会了文字艺术。“alphabet”——“字母”这个词就是从那里起源的，因此，它保留着字母是腓尼基人制定的痕迹，这些字母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名称，又从他们那里传到了希腊人和拉丁人中，最后又传给了我们。看看某种字母集是很有趣的。它不仅可以使人按迹探求希腊文和其他显然与它相近的文字如哥特人的和斯拉夫人的文字的历史，而且甚至可得出结论，这些乍一看同我们的文字不相似的，像梵文符号和诺曼人的古文字，起源想必都是共同的。因此，婆罗门写《吠陀经》，穆斯林写《可兰经》，犹太人写“旧约”，基督徒写“新约”，所使用的符号，都是起源于古代埃及神殿墙壁上的图形。

　　但是，文字中发生那样一些变化，在许多情况下，只有借助细致的比较才能探求这些变化。假如把一张用现代笔体写的英文便条拿给任何一个中国人看，要向他证明这些字起源于图24中描写的古代用腓尼基文，那就不大容易。

　　文字的历史证明，在各个民族中，除了字母中的共同变化外，各个别字母有时也发生改变。腓尼基的字母不能完全符合希腊文和拉丁文书写的需要，为了较确切地用自己的语言书写，就改变了某些字母并补充了一些新字母；随后，其他的部族也同样自由地补充、抛弃和改变字母及其发音，以便找到表现本族语言的工具。为了使字母适应自己语言的音调，各个部族都形成了十分确切的正字法。意大利人十分满意地确定了二十二个字母，而俄罗斯人则采用了三十六个，英国人有二十六个。

　　发明字母文字是引导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一个伟大步骤。为了评价它的全部意义，我们只要看一看那样一些部落的低级文化水准就够了：那些部落仍然没有文字，而只是信赖记忆中的传说和生活惯例。他们既不善于像我们借助记录事件那样积累知识，又不善于保留新的观察成果以利于后代。因此，的确，字母文字的出现，就是文明状态和野蛮状态的分界线。知识跟文字联系得如此紧密，假如说某人是个学者，那么在我们心中对他就会立刻出现一个这样的概念：这是一个读过许多书的人，因为书籍是人们学习的最主要的源泉。早在已经出现珍贵文集的古代，就有了缮写员的特殊职业，他们的工作就是增加书籍。在埃及亚历山大城或在罗马，可以到书肆或书店去买德摩斯梯尼或李维的手稿。在近几世纪里，特别是寺院中的特殊职业者重抄了附有精美插图的宗教书籍。但是，手抄本是珍贵的，只能有少数学者读到它们。毫无疑问，假如不出现增加手抄本的新技术，这仍然是个问题。

　　这种新技术是一个本身非常简单的过程，事实上从遥远的时代起就是众所周知的。每一个埃及人或巴比伦人，他们把某种黑的东西涂在带有雕刻花纹的宝石戒指或圆筒上，然后印出了图记。他们已经迈出了走向印刷出版的第一步。但是，尽管我们现在感到，这种原理的进一步应用是多么容易，但是在古代却谁也没有想到它。后来是中国人首次想出了在木板上刻整页文字尔后大量印刷的方法。他们可能是在六世纪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到十世纪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采取了辛勤的书籍印刷方法。中国文字由于它的形体复杂多样而不很适用于活字版印刷，然而事实证明，中国人在较早时期就已经发明了这种方法。他们在十一世纪就已经采用赤陶土预制的或用胶泥烧制的活字版来印刷了。阿拉伯的作家们在十四世纪初记载了中国的印刷术；十分明显，这种技术正是由于阿拉伯人才传入欧洲的。此后，在欧洲很快就出现了所谓“木版书”。这类书是按中国方式用整页刻满字的木板印刷出来的。随后很快就出现了借助活动字母印刷的书籍。

　　在古代的研究家和专家之间，很少进行过如此激烈的争论；那就是关于古田别格、福斯特以及其他人在发明印刷出版的崇高荣誉中所应享的一份荣誉问题的争论。这些可敬的人对人类的贡献不论有多大，他们也只是完善了中国人发明的简便方法。从那时以后，在印刷方面有了相当大的改进：铅字减价，有了机制纸，改善了印刷机，把蒸气力应用到印刷上等等，然而过程的本质仍然是一样的。

　　简言之，印刷出版技术史就是如此。或许，这种印刷出版技术，比任何其他方面更多地决定了我们现代生活与中世纪生活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