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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型的历史观念在波里比乌斯①的著作里充分成熟了。像一切真正的历史学家一样，波里比乌斯有一个明确的主题；他有一个故事要讲，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和值得纪念的故事，即罗马征服世界的故事；但是他这个故事的起点是在写作时间的一百五十多年之间，因此他的领域的范围就是五代人而不是一代人了。他从事这件工作的能力与他一直是在罗马工作的这一事实有关，罗马人有着一种与希腊人全然不同的历史意识。在罗马人看来，历史意味着连续性：即从过去继承了以他们所接受的那种形式而小心翼翼保存下来的各种制度，按照祖先的习惯来塑造生活。罗马人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本身与他们的过去这二者之间的连续性，他们谨慎地保护过去的纪念物；他们不仅在家里保存祖先的肖像，作为他们的祖先不断在注意指导着他们自己的生活之所见的象征，而且他们保存他们集体历史的古老传统达到了希腊人所从不了解的程度。这些传统无疑地受到了要把晚期共和国罗马的特征投射到她的早期历史里去的那种不可避免的倾向的影响；但是波里比乌斯以其批判的和哲学的头脑防上了歪曲历史的危险，他仅仅从自己的意见认为是可信的那些权威出发而开始他的叙述；并且在使用这些材料时，他从不允许他的批判能力去睡大觉。罗马人总是在希腊化的精神教导之下行事的，在他们看来，我们有负于一种既是普世的、而又是民族的历史的观点，在这种历史中故事的英雄乃是一个民族的连续的共同精神，而故事的情节则是在那个民族领导之下的世界大一统。甚至在这里，我们也没有达到像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民族史观，——可以这样说，民族史就是一个民族从它开始以来的完整的传记。在波里比乌斯看来，罗马的历史是从罗马已经充分形成、成熟并准备进行她的征服使命而开始的。一个民族的精神是怎样产生的，这个难题仍然没有被抓住。对波里比乌斯来说，给定的、现成的民族精神乃是历史的〔基层〕，是成其为一切变化的基础之不变的本质。正像希腊人甚至于不会考虑到提出我们所称之为古希腊民族的起源问题的那种可能性一样，在波里比乌斯看来，甚至也就没有什么罗马民族的起源问题：如果他知道关于罗马建立的传说的话，正如他无疑会知道的那样，他就把它们悄悄地排除出他的视野，看作是远处于他所设想的历史科学所能够开始的那个起点的背后。
①波里比乌斯（约公元前205—125年），希腊历史学家。——译者
随着对历史学领域的这种更广泛的概念，就出现了关于历史学本身的更精确的概念。波里比乌斯使用〔历史学〕这个词，不是在它原来的十分一般的意义上作为指任何一种的探讨，而是在历史学的现代意义上在使用它的；这种东西就被设想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研究，需要有它自己的名称。他是一个主张为这门科学本身而进行普遍研究的鼓吹者，他的著作的第一句话就指出：这是一桩迄今为止还没有做过的事；他认为自己是第一个把历史学设想为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思想形式的人。但是他却以一种表明他己经屈服于反历史的或实质主义的倾向之下的方式表达了这种价值；我上面已经说过，这种倾向支配了希腊人的头脑。按照这种倾向，历史学不能成为一门科学，因为不可能有关于瞬息万变的事物的科学。它的价值不是一种理论的或科学的价值，它只能有一种实用的价值，——即柏拉图归之于〔意见〕的那种价值，它不是有关永恒的和可理解的事物、而是有关暂时的和可感知的事物的准－知识。波里比乌斯接受并强调了这种思想。在他看来，历史之所以值得研究，并不是因为它在科学上是真确的或可证明的，而是因为它是政治生活的一所学校和训练场所。
但是一个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经接受了这种思想的人（以前还没有人接受过，因为希罗多德仍然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而修昔底德，就我所知，则根本就没有提出过历史学的价值问题）会推论说，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有能力训练出个别的政治家，像是伯里克利①之类的人，来熟练而成功地处理他们自己的社会事务。这种观点是公元前4世纪的伊索克拉底②所主张的，但是到了波里比乌斯的时代已经办不到了。希腊时代的天真的自信心已经随着城市国家的消失而消失了。波里比乌斯并不认为历史研究将能使人们避免他们的前人的错误，并且能在世俗的成功方面超越他们的前人；研究历史所能导致的成功，在他看来，乃是一种内心的成功，一种不是克服了环境而是克服了自身的胜利。我们从它的英雄的悲剧中所学习的，不是要避免我们生活中的这类悲剧，而是要在命运带来这类悲剧时能勇敢地承受它们。运气，即τνχη的观念，在这种历史观中显得非常重要，并把一种决定论的新要素注入其中。因为历史学家作画的那块画布变大了，所以分派给个人的力量就变小了。在人类努力所做的事情的成败与他本人智力的大小成比例的这种意义上说，人类发现自己不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了，而他的命运却是他的主人；他的意志自由不是表现为驾驭他生命的外界事件，而是表现为驾驭他面临这些事件时的那种内在的情绪。在这里，波里比乌斯把斯多噶派和伊壁鸠鲁派所运用于伦理学上的那同一种希腊化的概念运用于历史学。上述两个学派一致认为，道德生活的问题并不是要驾驭我们周围世界的各种事件，像是古典时代希腊道德学家所教导的那样，而是当已经放弃了要驾驭外界事件的努力时，如何保持精神的纯内心的正直和平衡。对希腊化思想来说，自我意识已不再像它对希腊思想那样，是一种征服世界的力量了；它成了一个堡垒，为从一个敌对的而又难以对付的世界撤退下来，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隐蔽所。
①伯里克利（公元前495？—429），雅典政治家。——译者
②伊索克拉底（公元前436—388），雅典雄辩家。——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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