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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学史及其合理重建的附录
上面几节对于为什么哥白尼纲领（客观上）取代了托勒密纲领这一问题揭出了一个新的解答。根据评价研究纲领的所有三个标准：理论进步标准、经验进步标准和启发法进步标准，哥白尼纲领都优越于托勒密纲领。哥白尼纲领预测了更广泛的现象，得到了新颖事实的证认，尽管《天体运行论》中有退化成分，但它的启发法比《大综合论》更有统一性。我们还证明了，伽利略和开普勒拒斥了哥白尼纲领，但接受了它的阿里斯塔克硬核。与其说哥白尼发起了一场革命，还不如说他充当了一个他从未梦想过的纲领即一个反托勒密的纲领的助产婆。这一纲领将天文学拉回到阿里斯塔克，同时又将天文学推向一门新的动力学。
客观地评价了哥白尼的成就之后，历史学家才可能进入第二类问题。为什么开普勒和伽利略接受了哥白尼的硬核？为什么他们拒斥了哥白尼的柏拉图启发法？为什么人们那样对待他的理论？还有，哥白尼当时面对的问题状况以及他提出一个新纲领的动机是什么？
哥白尼成就的动机问题以及对哥白尼成就的接受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用严格的“内部”术语是无法回答的。本文并不关心这种回答。但我想争辩的是：（1）不涉及第二个问题，独立于第二个问题，也可以圆满地回答第一个问题。（2）只有明确地或隐蔽地对第一个问题假定了一个答案，才能回答第二个问题。这便暗示了在撰写科学史时，科学哲学是第一位的，而社会学和心理学是第二位的。不论对第一个问题怎样回答，哲学问题都构成了历史的“内部的”、“合理重建”的支柱，没有这一支柱，全部历史就无法写。
我在“科学史及其合理重建”一文中已为这一论点作了论证，但现在我想进一步澄清几点。
历史学家的问题是由他的方法论（即评价理论）决定的。归纳主义者想找到哥白尼理论的事实基础，而失望之余编造了一个事实基础之后，他的主要外部问题便是为什么人们在欧洲观察到了某种事件而在中国却没有观察到。为什么是在十六世纪观察到的而不是在十世纪观察到的。证伪主义者想找到哥白尼、托勒密和第谷之间的判决性实验，并不得不（用外部神话来）说明为什么不等发现恒星视差，甚至不等发现光行差，科学家们便（当然是“非理性地”）接受了哥白尼理论。简单主义者至少想掩盖《天体运行论》中的几个复杂之处，然后便不得不说明为什么这一压倒性的简单性没有使第谷满意，第谷毕竟以“非理性的”方式破坏了某些简单之处。库恩派想杜撰一个故事，说到十六世纪初为止，托勒密理论垄断了一切，并编造了一场“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即时皈依”。接受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人如不提出进一步的心理学假说，也不能说明对一个理论的接受或拒斥。评价本身并不逻辑地蕴涵接受或拒斥，但规范的评价理论不同，根据它而提出的心理学辅助假说也会不同；这就是我关于方法论的内部/外部区分相对化的基本原理。
让我有点学究式地详细地说明为什么仅有评价标准还不可能说明实际的科学史。我们试以命题P3为例：“理论（或研究纲领）T1在时间t时比理论T2优越。”由这一命题并不能推出“所有的（或一些）科学家在时间t时都承认T1比T2优越”。我称这一命题为命题P2.1。第一个命题很可能是真实的，而第二个命题却可能是虚假的。但让我们给P3加上一个心理学前提，如P2.2：“如果在时间t时，T1比T2优越，那么，（所有的）科学家将会（在假定其他情况都相同的条件下）在时间t时承认T1而拒斥T2。”给定某些很弱的进一步的心理学假设，便可由P3
和P2.2推出P2.1。如果T1和T2是研究纲领，那么只有加上进一步的重要的心理学假设，才能由承认T1更优越（P2.1）推出根据T1进行研究而不是根据T2进行研究的决定。
我们发现在这一说明科学变化的演绎格中，既有“第三世界”前提，也有心理学前提。而且，根据“第三世界”前提的不同，心理学前提也必然不同。如果我们是（或假定科学家们是）证伪主义者，我们就需要一种心理学理论以说明为什么在观测到恒星视差之前，科学家们就接受了与第谷理论迥然不同的哥白尼主义。但如果我们是（或假定科学家们是）归纳主义者，为了说明他们在上述情况下对哥白尼理论的接受，我们就需要另一种心理学理论。如果我们认为关于接受或拒斥研究纲领的合理决定是以下意识或半意识地应用拉卡托斯或扎哈尔的方法论为根据的，但伴有错觉现象，那么我们可能需要复杂的社会－心理学的外部理论来说明由一个纲领到另一个纲领的转变。
事实上，我们的决定性的（“内部的”）“第三世界”前提决定了“外部主义者”的问题状况。合理性的历史的内部框架决定了外部问题。例如，正如我所指出的，在归纳主义者看来，一切领先权问题似乎都显得混乱不堪，而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信奉者看来，有一些领先权问题可能是十分合理的。某些领先权争论的各自的心理学/社会学的说明格可能大不相同。还有，如果只是由于一个反常就拒斥了一个理论，证伪主义者只需要一个很弱的心理学前提（一种证伪主义的合理性原则）就可以说明这是一个合理的拒斥；而在这种情况下，认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是有效原则的人却不得不发明一个可能非常复杂的错觉理论，才能说明这种拒斥是合理的。
一切区分了进步与退化、科学与伪科学的科学史家在说明科学变革时，都必然要运用“第三世界”的评价前提。我所说的“科学史的合理重建”正是这种前提在描述科学变化的说明格中的应用。对任何历史变化都有不同的竞争的合理重建，如果一种重建比另一种重建说明了更多的实际科学史，那么这一重建就优于另一重建，也就是说，历史的合理重建是研究纲领，规范评价为其硬核，心理学假说（以及初始条件）为其保护带的组成部分。这些编史学研究纲领象任何其他研究纲领一样，应受到进步和退化的评价。检验哪一种编史学研究纲领更优越，可视其说明科学进步的成功程度而定。就哥白尼革命来说，我的发言不过是纲要性的：只有对该评价补充以详细的说明，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检验。
最后，我想对早先讨论我的理论时出现的几个问题加以澄清。
第一，我并不提倡把历史的合理重建与描述历史和说明历史对立起来。相反，我坚持一切认为科学进步即客观知识进步的科学史家，无论愿意与否，都运用了某种合理重建。
第二，在我将有的合理重建纲领（现在我接受扎哈尔对该纲领的重要改进）中，我决没有“企图回避历史真象”。库恩的这一指控可能是由于我的一句很不成功的玩笑造成的。几年前我写道：“指出历史与其合理重建之间不符的一个方法是在本文中叙述内部历史，而在脚注中按历史合理重建的观点指出实际历史是怎样‘举止不端的’。”无疑，这样开玩笑是可以的，甚至可能有些教益，但我从未说过历史真的应该这样来写，而且实际上我从未这样写历史，只有一次例外。
库恩指控说我对历史的看法“根本就不是历史，而是编造实例的哲学”。这是对我的误解。我认为，一切科学史永远都是编造实例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科学哲学决定了历史的说明，库恩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也许是最丰富多彩的编造实例的哲学。不过，所有物理学，或任何种类的经验断言（即理论）同样都是“编造实例的哲学’。自康德和柏格森以来，这无疑是司空见惯的。不过，当然，某些物理学编造比另一些强，某些历史编造也比另一些强。而我提出了明确的标准，根据这些标准，能对物理学和物理学史中相互竞争的编造进行比较。我敢说，我的编造比库恩的编造包含着更多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