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波拉尼派和费耶阿本德派对哥白尼革命的论述
以上所讨论的各种哲学都是以普遍分界标准为基础的。它们认为，可用同一个衡量科学成就的标准说明一切重大科学变化。但是，这些哲学没有一个能清楚地可令人接受地说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之所以优于地心论的任何合理根据。“分界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问题）上的失败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形，即一些（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科学家及为数不少的科学哲学家否认会有一种正确的、普遍的分界标准或评价体系来判定科学理论。当代持有这种观点的最有影响的人是波拉尼，他认为寻找普遍的合理性标准是乌托邦。要断定什么是科学的，什么是伪科学的；什么理论较好，什么理论较差，只能有判例法，不能有成文法。裁决每一独立案子的是科学家们的陪审团，只要坚持科学自主和科学家陪审团自身的独立性，就不致铸成大错。如果波拉尼是正确的，那么皇家协会拒绝资助科学哲学就很有道理了：不应允许愚昧的科学哲学家来判定科学理论，判定科学理论是科学家自己的事。当然皇家协会很乐意资助科学史家，这些科学史家把他们的工作说成是构成了成功的进步。
波拉尼的观点认为，在两种科学理论相竞争的每一单独案子中，必须由大科学家们的无法言传的鉴赏力（霍尔顿喜欢的说法）来决定哪个理论更好。大科学家即那些对将要发生的情况具有“不可言喻的知识”的科学家。波拉尼写道：
在牛顿证明日心论不仅是一种计算行星轨道的简便方式，而且实际上是正确的观点之前的一百四十年中，当哥白尼派项着巨大的压力热心地坚持日心论时，他们一定预先肯定了这种先见之明。
但是，这种“先见之明”不同于单纯的猜测，当然是无法言传、无法让外行获得的。图尔明似乎对哥白尼革命抱有相同的观点。库恩也同样，他宣称说：
对天文学家来说，在哥白尼体系和托勒密体系之间做最初的选择，只能是一个兴趣的问题，而要定义或辩论兴趣问题是再难不过的了。然而正如哥白尼革命本身所示，兴趣问题不是无关紧要的。用来分辨几何学之和谐的耳朵，能够在哥白尼的日心说天文学中觉察出新的简洁性和连贯性。如果不曾辨认出这种简洁性和连贯性，就不会有哥白尼革命了。
按照库恩后来的说法，到了1543年，地心论天文学陷入了一场“范式危机”，这种危机是任何一场科学“革命”即群众皈依的不可避免的前奏曲：“在哥白尼提出天文学理论的根本变革之前，人们已公认托勒密天文学名声扫地了，而哥白尼在阐明他革新理由的那篇序言里对这一危机状况作了经典性的描述。”但除了哥白尼。还有多少人感觉到了这一共同的“危机”呢？在哥白尼时代，毕竟不存在什么“科学共同体”。而且，如果库恩认为他对科学革命所作的详尽分析适用于哥白尼的例子，为什么在开普勒和伽利略之前几乎没有人加入这一日心论的“时髦潮流”呢？
库恩断定绝没有明确的标准能判定哥白尼体系比托勒密体系优越，但科学名流们有着无法言传的“几何学和谐之耳”和对危机特别敏感的心灵，他们能区分出哪一种理论更好。然而，一涉及细节，看来库恩的论述跟分界主义者的论述一样摆脱不了困难。他不得不编造说，十六世纪时，按地心论的范式进行研究的科学名流中间出现了一场社会-知识。“危机”，然后人们便突然转向日心论了。如果这些是科学革命的必要条件，那么哥白尼革命就不是一场科学革命。
费耶阿本德认为，分界主义者和权威决定论者的失败都是预料之中的。在我们这位出色的文化相对主义的领袖人物看来，托勒密体系只是一种信仰体系，哥白尼体系是另一种信仰体系。地心论者和日心论者各行其事，最后，日心论者赢得了一个宣传上的胜利。这里让我们引用韦斯特曼对费耶阿本德的观点所作的总结：
我们有两种理论：日心论和地心论，二者都提供了可信的预测，但前者与当时地球物理学公认的定律和事实相矛盾。不能根据方法论的假定来相信新理论的胜利，因为任何这样的原则都不能在一个理论的初始阶段就保证它的正确性；在一开始的时候，也不存在任何新事实的支持。因此，对日心论的接受成了一个形而上学的信仰问题。
费耶阿本德认为这个问题再无可多谈了。费耶阿本德的论述比任何其他人的论述都难以反驳得多。实际上，我们也许到头来不得不承认哥白尼、开普勒及伽利略对日心论的接受以及日心论的胜利是无法合理地加以解释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兴趣的问题，是一个格式塔转换，或者是一个宣传上的胜利。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应被费耶阿本德卷入一般文化相对主义，或被库恩卷入一般权威决定论。例如，按明显的客观标准，菲涅尔的光的波动论在1830年时显然比牛顿的微粒论优越，但菲涅尔最初采纳陈旧的波动观点显然是一个兴趣问题。如果根据一个其优越性尚无定论的理论进行研究是非理性的，那么几乎全部科学史就的确是无法合理地予以说明了。不过，巧得很，按照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可将哥白尼革命说成是合理的。 |